分传统秧歌和新秧歌两个阶段，传统秧歌主要流行于子长、延川、志丹、吴起、延安、安塞、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子洲、吴堡等县；新秧歌主要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北、关中一部分地区和陇东、宁东等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延安大批新文艺工作者奔赴全国各地，新秧歌发展到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等地。1953年以后主要活跃于延安、榆林等地。
    
    从陕北甘泉县宋金古墓出土的秧歌画像砖雕证明：陕北秧歌(舞蹈形式)早在宋金时代，已在陕北广为流传(见文物条)。入明以后，继有发展。明初弘治本《延安府志》，记载了当时陕北秧歌的盛况：“舞童夸妙手，歌口逞娇容。男女观游戏，性醪献国(皇)”。清代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为传统秧歌的繁荣时期，陕北城乡，村村社社都有秧歌队，男女老幼，一齐参加。每遇春节，他们走村串户，四处演出。村社之间互相比赛，红火之极，当地称为“闹秧歌”。清道光《神木县志·艺文》载有刘喜瑞《云川灯文》诗云：“秧歌唱共趁霄晴，客岁中秋夜月明，我道祈年还祝雨，入春阴雨最宜耕。”生动地记载了陕北闹秧歌的情景。
    
    陕北传统秧歌分大场秧歌和小场秧歌。大场秧歌系广场群体性歌舞；小场秧歌多表演小型戏曲剧目，称“闹回回”或“闹丝弦”，闹回回，采取生旦各半，为一问一答的对歌形式，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常演的剧目有《打花盆》、《夫妻逗趣》、《捎金簪》、《观灯》等。闹丝弦与闹回回，演出形式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四胡等丝弦伴奏乐器，常演剧目有《织手帕》、《十把扇》、《搭戏台》等。
    
    此外，还有歌舞并重的小剧目叫“干货场子”和“压板凳”。干货场子，演出时演员手拿三才板、四页瓦、浑身响、渔鼓等乐器，边演奏，边歌舞，一般为生装、旦装和丑装三个脚色。表演者演唱，场外演员给以帮腔，气氛热烈红火。常演的剧目有《苏州请客》、《五连厢》等。压板凳，即最后的表演，有丝弦和打击乐伴奏，分生、旦、丑等角色，主要剧目有《顶灯》、《偷南瓜》、《钉缸》、《小放牛》等。
    
    传统秧歌剧目，都是生、旦、丑演出的两小戏或三小戏，多表现男女爱情、生活情趣、格调诙谐而滑稽。表演动作有“十字扭步”、“三进一退扭步”、“二进二退扭步”等三十多种，舞蹈图案有方形、圆形、长方形、三角形、多角形等。演出时，生脚着“五彩衣”，旦角着“五彩裙”，丑脚着“五彩袍”，头上均插五色纸花。演出道具为彩扇、彩绸、彩巾、彩帕、彩花、彩灯等。所唱曲调一百余种，可以单用，也可以套用和联用。单用的有独唱、对唱和齐唱等形式，称为“场子曲”；联用的曲子，每段为四个乐句，第四句一帮腔，叫做“接音”或叫“回音”。伴奏乐器主要为唢呐和锣鼓，唢呐一般配备两支，一支为上手，吹高音，一支为下手，民间称作拉筒筒，吹低音。此外，还配有管子、笛子等吹奏乐器和四胡、三弦等弦乐。
    
    新秧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由延安的新文艺工作者，在学习借鉴传统秧歌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的一种新形式。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发出了改造和利用旧秧歌的号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于民国三十二年春成立了秧歌队，由王大化、李波、路由、安波等几位青年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第一个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同年二月九日，在延安街头演出，获得成功。延安各专业文艺团体和各机关、学校、部队的业余剧社，也都纷纷组织秧歌队，自编自演新秧歌剧。
    
    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延安各剧团负责人会议，肯定了鲁艺秧歌队创造新秧歌的艺术成就，作出了各专业剧团和秧歌队下乡演出的决定。新秧歌剧表现的新生活、新人物和新世界，为群众所乐见，被称为“翻身秧歌”、“胜利秧歌”和“斗争秧歌”。
    
    民国三十三年，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的新秧歌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央机关、中央党校、晋绥联防司令部、西北局、边区抗日救国会、边区文协、西北党校、行政学院、边区保安处、以及各新闻单位与专业文艺团体，都组织了秧歌队，编创节目，走上街头或下乡进行演出。正月下旬，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在杨家岭中央机关举办秧歌剧会演，检阅新秧歌运动的成果。同年八月，西北局文教委员会和文教大会筹备会召开新秧歌座谈会，要求广泛普及新秧歌，做到一区一个秧歌队。十月，边区文教大会总结了群众秧歌活动的经验，评选出典型，予以表彰，刘杰仁和鲁艺秧歌队分别获得个人特等奖和集体特等奖。据这次大会统计，全边区有秧歌队九百九十四个，平均每一千五百人就拥有一支秧歌队。
    
    民国三十四到三十五年，延安新秧歌更大规模地向农村和厂矿发展，延安、绥德、庆阳、延川、富县等地，还于春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新秧歌剧会演。民国三十五年，解放战争开始后，随着延安的专业文艺团体奔向全国各地，使陕北新秧歌得以广泛传播，至1949年全国解放后，全国城乡每逢“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亦有新秧歌剧演出。
    
    新秧歌剧目，多为新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创作而成。熟悉旧秧歌的专业艺术家，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形式比较完整，多用唱词、快板和韵白，如《小姑贤》、《钉缸》等。此外还有许多新编秧歌剧，如联政宣传队的《张治国》、一二○师战斗剧社的《打石门堰》、翟强的《刘顺清》、黄润的《减租》、王大化等的《兄妹开荒》、章炳南等的《钟万财起家》、周而复等的《牛永贵挂彩》、马可的《夫妻识字》、苏一萍的《红布条》、贺敬之的《栽树》、周懵的《一朵红花》、枣园文艺工作团的《动员起来》、陆石的《纺线线》、张季纯的《保卫和平》、肖汀等的《回娘家》、杨醉乡的《送公粮》、王汶石的《边境上》、贺鸿钧等的《喂鸡》、杜锦玉的《上冬学》等，其中《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已成为保留剧目，久演不衰。
  
    新秧歌戏，多采用传统秧歌对歌对舞的形式，一般有男女两个角色，服饰、装扮较为简单，不用传统的“五彩衣”，就地取材，配几件生活便装即可演出。道具也不用传统的彩色花扇、手帕等，而是根据剧情需要，仿照现实生活用品进行制作，如《兄妹开荒》的道具，就是两把仿制的镢头。
    
    新秧歌戏的音乐唱腔，在继承传统唱调的基础上，吸收了陕北眉户、碗碗腔，二人台和道情等唱调，加以改造创新而成，较之传统唱腔曲调更为丰富。《兄妹开荒》采用创作的曲调演唱，《夫妻识字》则采用眉户和道情的曲调演唱。伴奏乐器，除采用传统的唢呐、锣鼓外，又增加了胡琴、二胡等拉弦乐器，用以托腔和演奏过门，增强了新秧歌戏的音乐表现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秧歌继续发展完善。先后创作演出了一些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新节目。八十年代初，榆林地区还成立了榆林民间艺术团，主要演出陕北秧歌。民间业余秧歌的活动也十分活跃，编演的节目有名的如《探亲路上》，由绥德韭菜园乡的农民艺术家李增恒，采用陕北赶毛驴的民间舞蹈形式演出，表演新颖动人。1980年，参加全国群众文艺会演，荣获创作二等奖和演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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