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古代设坛祀神仪式，因主庆者为端公佬，故称“端公戏”。盛行于南郑、城固、西乡、紫阳、汉阴、安康、旬阳县境，流行于留坝、宁陕、宁强、凤县、镇安及陕西、四川交界处的山区和兵陵地带。
    
    初为设坛祭祀形式，巫师以歌舞祀神驱鬼。巫师多为男性，民间习称巫师为端公。他们装旦扮丑，跳吟表演，故有“跳端公”之说。端公头戴木面具，两额侧部各插一个或两个摺叠黄表，腰扎麻带，脚穿草鞋。一手摇曳铜铃击节，伴踏跳步；一手执裹有色纸条的坛棒，指神示人。端公在坛上边跳边吟，吟之不足则唱，唱调为“神歌调”(又叫“坛歌调”)，由包头(端公)一人主唱，众人帮腔，帮腔落尾伴以小锣、小鼓。
    
    据汉阴王家河，家传七代的大筒子艺人何玉庆口述，约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表演，以端公为主，人员扩大到三至七人，一般是先跳坛，接着续演端公小戏。由地摊苇席上端公一人的踏跳表演，发展为用四张或八张方桌，并为桌台进行表演的戏曲形式。所用乐器，以大筒子为主，配以二弦和三弦伴奏。并设戏箱开脸子，出现了小生、小旦、小丑等行当。唱调上除了神歌调外，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唱腔板路，即[二流板]、[一字板]、[四平板]等。演出的剧目主要有《余老四反秦》、《王祥卧冰》、《悍妇打鬼》等，这时期的演出，除了端公、端婆跳坛和演出一些小戏仍戴面具外，其他人物均以粉妆演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端公戏出现了半职业性班社，俗称散班子。在南郑、西乡、留坝等县，先后成立起白家班、黄家班、聂家班、袁家班、龙家班等。其班主多为端公佬，人员一般在十人以上。演出的剧目有《闹东京》、《刘海砍柴》、《害岳父》、《赶年》、《袁老八讨子》、《催粮》等。
    
    同治十年至中华民国初年(1871—1920)，端公戏出现了更大的发展，除了上述各县乡村有端公戏活动外，西乡县的黄山、大河、高川、白龙等地，端公戏最为活跃，一年四季均有演出活动。半职业性端公戏班，有熊家班、程家班、杨家班、何家班、陈家班、董家班、谭家班等。每班人员扩大到二、三十人。老艺人有熊保善、郭兴汉、郑民宏、程代班、杨登民、吴芳秀、何东更、何庭贵、赵光恩、常芝兰、刘光渊、杨桂芳、陈天信、黄道方、谭明生等。活动地域也扩大到甘肃西河、天水，四川广元、南江、城江等地。这时的戏班大部分能演小戏和折戏，个别戏班还能演出大本戏。演出的小戏有《让亲》、《打更》、《审缸》、《抢亲》、《送节》、《让课》、《送布》、《送金妹》、《送友》、《赶双子》等；折戏有《柳二姐赶会》、《金哥闹书房》、《二姐娃害病》、《七仙配》、《正德王访贤》、《借纸》等；本戏有《湘子渡妻》、《刘海砍樵》、《接妹》、《郭暧拜寿》、《花田错》、《破洪州》、《花亭会》、《蓝桥会》等。这时的脚色行当已突破了“三小”格局，出现了须生、净脚等行当。唱板也有所丰富，相继创造出[诗头子]、[慢二流]、[快二流]、[对口二流]、[赶板]、[蹲思调]、[老少配调]等。弦索上增加了板胡、四股弦，管乐上增加了笛子，打击乐上增加了云板、手鼓、暴鼓、马锣、海锣等。舞台由桌台变为搭低台(不能超过大戏舞台)。一般的堂会、富户的红白喜事，均可承应作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破除封建迷信，跳坛活动废止，以端公为主的半职业性班子解体。端公戏只在少数业余剧团和专业剧团尚有演出。1959年，西乡县城关镇成立了东风文工团，至1965年解散，先后排演的传统端公戏二十二个。1959年，创作排演出《双献料》、《拔秧苗》等现代戏，参加了1960年陕西省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演出。1960年，编演的《养猪场上》，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会演大会。同年，编演的《打麦场上》，参加了全国群英会演出，获得剧本创作奖和演出奖。安康、汉中的一些二簧、秦腔、歌舞等专业剧团亦多在各地演出中，间或穿插演出一些新编端公现代剧，如《巧遇》、《闲不住》、《讨债》、《好媳妇》、《赶工》、《争上阵》等。其中本戏《吹鼓手招亲》(见图)、《戏班子断案》等，以唱端公调和筒子调为主，并融进了陕南民歌调、山歌调，歌舞并重。《吹鼓手招亲》1959年晋京作过汇报演出，《戏班子断案》1979年参加了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均受到戏曲界的好评。1979年以来，端公戏在安康、汉中一些农村业余剧团，仍有间断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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