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颓废，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也许这个院落曾经的光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再，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我们即将开设“日子·院子（宅·院·生·活）”这个栏目，希冀将您曾经生活过的院落的历史、人文、花草、树木、邻里、生活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曾有过四合院生活和记忆的后人……

　　北京城的每条胡同都有个说道，今儿个跟您聊聊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的大方家胡同。清朝初年，以朝阳门大街为界，北边住的是正白旗旗人，南边住的是镶白旗旗人，后来老百姓随便住，您爱住哪儿都行。大方家胡同的居民有汉、满、蒙、回各族同胞，还有外国人。“七七”抗日战争前，蒋介石、张学良、史迪威、美国武打明星范鹏克来北京都在大方家胡同住过。范鹏克还在院子里照了张武松的戏装相。抗战胜利后，上官云相住过,解放后教育部长马叙伦家住东口。过去住户还有大画家、戏曲曲艺小说研究家和收藏家、钢琴调音师、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留美回国的教授和实业家、清末的举人、贝子贝勒、副都统、库兵、抬大轿的轿夫、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叔叔大爷们、两家煤铺、一家洋车厂子、还有一个井窝子。北平沦陷后，日本汉奸、白面儿房子和妓院也挤进来了。

　　先说西口路南有个都裂了缝儿的风干小木门，午后四点来钟经常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外卖呆儿，个儿不高，但腰板儿倍儿直，穿着一件洗白了的半大布褂子，梳着旗头髻儿，双目炯炯有神，往那儿一站就让人觉得气势不凡。我们管　叫“多六老祖”。老人家说话直来直去，爱说爱笑，底气特足，话音打远，张嘴一笑，半条胡同都听得见，比李多奎的调门儿还高。

　　走过了一个通往禄米仓的小胡同口，就是唐举人家，老街坊的晚辈称呼唐举人为“师爷爷”，称他的老伴儿为“师太太”，她也是个梳着旗头髻的胖老太太，挺富态的，但没有“多六老祖”的气派。

　　再往东是一个由山西人开的一间门脸儿的小铺，卖油盐酱醋、花生、汽水、烟卷儿，还烙烧饼、螺丝转儿。一天，让一个卖毯子的白俄偷了钱，掌柜的往东口跑向城根儿去上吊，街坊们一听全跑出来，从东口连说带劝给拉了回来。那年头谁家出点事儿，街坊们就跟自己家出事一样，特别是穷街坊们。

　　挨着小铺是个洋车厂子，厂子里头没一辆好车。掌柜的成天愁眉苦脸，手里拿着一把锉和一瓶胶水儿，补撒气放炮的车胎。这个车厂子和《骆驼祥子》里描写的“人和车厂”以及那个厂子的刘四爷没法比。这个厂子破、旧、暗、黑，车一拉进厂门您就瞧不见了，拉车的老街坊们收车后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吃、睡。

　　再往东是一个小红门儿，门旁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华北医院，门里面有一座漂亮的三层小楼，这就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专治耳鼻喉疾患的高施恩大夫开的诊所。高大夫夫妇为人和善，一点儿没架子。高夫人和街坊们有来往，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二中，一个在育英读书，常和年纪相仿的街坊们一块儿聊天玩耍。在二中读书的那位和街坊们聊天时，介绍学生们为了抗日受军训。“七七事变”之后，高家离开了大方家胡同，华北医院的牌子也摘了，门框换了一块锃亮刺眼的铜牌子，上写“金公馆”三个字，听说是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占住于此，街坊们从未见过她，不知道她由哪儿钻进钻出。抗战胜利后，把金逆逮着了，有些小报报道金逆在监狱服刑、判决死刑和某日中午执行的消息，当记者们赶到时，已经在那天凌晨把她给毙了，后来登了一张金逆伏法的照片。

　　说了几家大方家胡同路南的一溜儿住户，再跟您说说从胡同东口路北往西的几家。靠近胡同中间儿偏东有条小方家胡同，它往北一直通到新鲜胡同。在这条胡同口西边是个很讲究的四合院儿，“七七事变”后，叫日本人给占了，老街坊们说日本人在这儿卖白面儿(毒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小牌坊胡同幼稚园迁到这个四合院，主任姓王。这个院子西边是个葫芦形的死胡同，一进葫芦嘴儿坐西朝东有个小院儿，再往里走就进了第一个葫芦肚，坐西朝东有一户在这儿住了二百多年的北京土著。这个葫芦肚两头窄中间宽，是胡同里外小孩儿们玩、特别是踢球的好地方，两头正好是两个球门儿。这个小胡同里头还住着一位公称的杨大爷，他过去在王府抬大轿，这位老爷子人高马大，膀阔腰圆，两只脚像小船似的，老人家看小孩子踢得有趣，按捺不住，上来就是一脚，脚到球破，可见他的脚下功夫，老爷子脸上挂不住，非要赔，孩子家长赶紧出来说这球原来就快坏了，早就该换了。那年头就讲究个邻里和气，自己怕丢面子，也怕别人脸上过不去。再往里走就到葫芦底儿了。底儿上有三个门儿，路西高台阶上是个黑漆门，住着赵尔巽的后人，当家老人是位清末举人，博学多才，老夫人懿范慈祥，待人宽厚，膝下有三个女儿，温文尔雅。另一个坐北朝南的门正好在葫芦底儿的中间，正对着葫芦嘴儿，所以胡同里的街坊们管这家叫“直门”。著名戏曲、曲艺、小说研究家和收藏家傅惜华先生早年曾在这个院子里住过，后来搬走了，前面说过的杨大爷、儿童医院挂号的纪先生，还有另一位赵家先后在这院儿住过。还有一个门，坐东朝西正对着高台阶的赵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后院住着相声名家罗荣寿先生，街坊说他是跟他舅舅赵蔼如先生学的相声，那时候罗先生才十来岁刚出道，穿一件新竹布大褂儿，在东安市场撂地，拿手的段子是《黄鹤楼》。他妹妹二水出嫁时，在院子里大办喜事，街坊们不论贫富亲疏都要赶份子，而且要坐席（吃喜酒），坐次以敬老为原则，您家再阔，如果年轻或辈分晚，也得叨陪末座，而且主位不离席，您不吃不喝也得老老实实、高高兴兴地在那儿坐着，老北京人讲究为人要有礼貌。那院子还住着一家，有位中年妇女，大家公称“二姐”，有个弟弟叫运生，爱鼓捣矿石收音机，用耳机子听广播，那年头有钱人家才买得起收音机。

　　出了这个小胡同，往西走过两个小红门，一家是经营地毯公司的实业家，一家是孙教授，这两家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芳嘉园南口，芳嘉园是条通南小街的活胡同，从大方家胡同往北拐，走到尽头，先看见一座大影壁，对着影壁的大门就是桂公府了。桂祥桂公爷的姐姐是慈禧太后，他的女儿是光绪帝的皇后，老街坊们说这座府是凤凰巢。

　　出了芳嘉园南口又到了大方家胡同，往西走，路北有个黑漆门，那就是工笔大画家、以画马名闻遐迩的马晋先生家。北平沦陷后，这座文化名人的宅第被小日本给占了，日寇在胡同里开妓院卖白面儿干尽坏事，破坏污染了大方家胡同的古老文化和尊严。胡同里的老人们对年轻人说：走到那个门口，不许往里看，老人们走到那儿脖子一拧，吐口唾沫，还饶上两个字：“畜类”。

　　当年在大方家胡同还有一位没固定住处的人物———寿老师。寿老师原来是位私塾先生，人品学问倒没听说过有什么微辞，只听说这位老师书读得虽多，但有点食古不化，愈来愈不达时务，再搭上贫病交加，又没把子力气，只好以卖臭豆腐为生，左手挎个小竹篮，右手提了个装臭豆腐汤儿的瓶子。他不会吆喝，只是低着头佝偻着皮包骨的身子，靠着墙蹭着往前走。过去跟他念过书的学生在胡同里见了他，总是迎上去请安或站直了一哈腰叫声老师，赶紧把钱放在篮子里，因为不能让老师手背朝下接钱，然后再哈哈腰向老师告辞。老街坊们也不因为寿老师落魄潦倒而对他不敬，他们心里更佩服这些当众给形似乞丐的老师行礼，赞扬这些年近三旬的学生们有念旧之情、不势利眼、尊师重道的美德。一年深秋，太阳快落山了，远远看见寿老师裹缩着身子往东口走，夕阳照着他脑后几根稀疏白发梳成的小辫儿，我不知怎么心里一酸，眼前一片模糊。

　　眼下胡同里只剩下东口路南的几处平房，路北的房子基本消失了，新起了一片大楼，这些楼与南小街一带的总体环境以及对北边新鲜胡同的正白旗官学、觉罗宗学（遗址）和南边禄米仓的智化寺怎么才能和谐，那就得建筑学家们想辙了。

　　回忆往事，确实今非昔比，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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