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外梁家园诸胡同的北边有条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请别误会，这里的“公园”可不是今天北海公园的“公园”。“孙公园”这三个字得分开来讲，孙，是指明清交替时的人物孙承泽，公，是敬辞。园，则指由孙承泽建造的园子。孙承泽是大明王朝崇祯皇帝在位时的进士，官为给事中。清人关他降清后官至吏部左侍郎，业余时间著有很多著作，广为人知的有《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及《庚子消夏记》《尚书集解》等。孙承泽的花园子是一处依自然地理风貌建起来的私家园林，比它南边的梁家园晚建了几十年，梁家园以自然风景取胜，孙公园则以老宅旧屋众多为优。乾隆时代，纪晓岚还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孙公园老楼里发生的神奇故事——说是孙公园的后楼常年无人居住，仅作为贮藏杂物用，但人们都传说有成仙的狐狸在里面安了家，只是平时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形状。忽然有一天，房客听见后楼有吵骂声，接着又看见有牙牌从楼上“噼里啪拉”扔下来，声音摔得特响...

北京以胡同出了名，我居然在上国衣冠之地，小居了四十多年，走过了许多胡同，但自己并不住在胡同里。刚来北京时暂住叶浅予家，那个地方叫大佛寺，一出大门便是热闹的大街。我读过一些谈北京胡同的文章，那种古老宁静的气氛，始终在我心里萦绕。后来几迁新居，都系临街，与胡同无缘。1957年“祸从口出”，原来住的美轮美奂的房子，终有一天被“勒令”搬家。对于那几间坐北朝南的屋子，我虽不无恋栈，却也只能自叹运蹇。新搬的屋子在前纱络胡同，这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那时我正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安娜带信给我，回家时不要走错了门。我原来的住处，有三间大房，容得我历年收罗的书籍，我想新搬的家肯定不会有原来的气派，但至少我的那些书可以随之迁徙，等我到了家，不免倒抽一口冷气，书籍何辜，也受到株连。新居之湫隘，简直出乎意外；一家四口的住处，不过是一间不到十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我的五口红木书柜已经换成三个小得可怜的...

在市声喧嚣的新街口商业区，有一座幽深僻静的四合院建筑。它位于前公用胡同15号，是清朝著名的公用库。在前公用胡同西端悬挂的介绍牌上，有这样的记载：前公用胡同在元明两代属鸣玉坊，明代称供用库，因皇家外供用库在此而得名。清初音讹为宫衣库，民国时期改称前公用库。《顺天府志》中也有一些关于公用库作前后宫衣库的记载，而清朝内务府大臣崇子厚、民国奉系军阀傅双英也曾经先后在这里居住。这座四合院前后三进，除了中路的三进院落之外，东西两侧也各有跨院。宅院的几位主人对宅院的建筑及其格局作过一些改造，中路正房两侧加开的圆形花窗就是主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的。目前这座四合院东路的两进院落保存基本完好，垂花门、抄手游廊及数间后罩房仍然保留。四合院中路和西路的前部为花园，中路园中有一堆石花坛，原移放在此的两个雕刻精美的上、下马石现已被挪回大门前摆放，花园的西部现在盖起了仿古建筑“民族艺术厅”。从中路的堆石花坛向北便是这座...

2005年7月的一天，我然经过祈年大街，建设银行大楼南侧成排的破旧平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首都第一次看到如此破旧的房子，且如此大的规模，匆匆拍了几张作为记录就离开了。我记住了西兴隆街和草厂胡同。9月初，我带着相机走进这片位于前门大街与祈年大街之间的胡同区。面积约l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胡同纵横交错，达30余条，遗存的传统风貌很浓，且与市内胡同有很大的区别：胡同很密集，大多为南北走向，很多院落大门是东、西开门。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末、清代、民国建筑，这些老宅历史大多有100年至200年。少量甚至在300年以上。斑驳的墙砖、残破的木门、磨损的石墩，都在诉说时光的变迁。不少老宅还很气派，砖雕也很精美。由于百年来基本未作维修和改造，感觉这片老宅群很原汁原味。家境殷实的居民早就搬出去了，剩下的很多是并不富裕的人家以及一些租住在此的外来人口。走进胡同，我仿佛走进了中华民国初年的江南古镇，只是这里没有河道，街...

西砖胡同位于宣武区中部，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七井胡同，相传因为有砖塔而得名。明朝时候，称为砖儿胡同，清末始称西砖胡同至今。西砖胡同以西是著名的古刹法源寺。西砖胡同其实就是唐代幽州的东垣，这条胡同以北的广安门内大街也就是唐朝的檀州街。然而，今天，所有能够觉察到的古迹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法源寺这座千年古寺作为见证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