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家乡的田野里野菜繁多，我叫上名来的有荠菜、曲曲菜、马齿苋（又名马扎菜）、仁性菜、扫帚菜、青青菜、支楞菜（又名刺蓬棵菜）、面条菜、黄须菜、灰灰菜、吐鲁酸、水蓬菜等等，不下几十种。在生活极其困难的年代，这些野菜养活了不少人，没有野菜，哪有我家乡人乃至更多人的生存。

    从小土生土长的我，自记事起就加入到了挖野菜的行列，每次都能满载而归，我从母亲烹调中熟悉了各种野菜的吃法。荠菜、仁性菜、扫帚菜、支楞菜、黄须菜用开水焯一下，攥干水，用刀剁碎，撒上适量盐拌食或蒸野菜包、菜窝窝都可；曲曲菜一般蘸面酱生食，既苦又清香，也可蒸菜窝窝或做菜粥；马扎菜焯熟后不仅可拌食，还可晒干保存，包水饺或包子都可；用青青菜做的菜豆腐非常爽口；面条菜搓上少许面粉蒸熟后沾着蒜泥吃味道很美。

    １９５８年之前，野菜大都作为副食，而且多得很，挖不完采不败，吃起来比较可口，没听说有谁因食野菜而落下病的。而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３年间，口粮少得可怜，其间最少时曾每人每天２两地瓜干，野菜变成了主食。虽然从大人们的熏陶中知道不少野菜具有药用价值，如“吐鲁酸里三分面，曲曲菜里三分米”、“福子苗治便秘、马扎菜治痢疾”等等。然而，人们喜爱的野菜连菜芽芽都被采得净光。无奈之下，人们只能吃其它野菜，甚至连多种草根、树叶和榆树皮也争相食用。男女老少个个吃成了大肚子，青绿青绿的，隔着肚皮能看见肠子，人人活像个“大蜘蛛”。有不少人浑身浮肿，尔后干瘦，走路要拄拐杖。记得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村一次死去了十几人，就连以往常逗我的本院伯父也一同而去。那时的我每当看见野菜就反胃，可不吃又不能活命。

    那年代我们家比常人家更为艰难，因为１９５８年秋，我母亲肾炎复发，浑身肿胀得不能躺卧，依偎在炕上墙角处一坐就是一年多。尽管全家平常饭食仍是野菜，由于母亲不能为我们烹调，笨拙的父亲摆弄的野菜总比不上母亲做得好吃。１０岁的我刚上五年级，饿得没有心思上学，经常逃到野外去采谷荻（茅草发芽时才能长出）吃。其间曾被学校找回几次，我哭，老师和同学们也跟着哭，后来只好辍学。１９５９年腊月某天夜里，朦胧中的我隐隐听见母亲对父亲说：“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们，他们——生来——没享过一天福，跟着咱——尽吃野菜，啥时候——才能让孩子们——不再吃野菜？我在——九泉之下——也盼着这一天。”当我从梦中醒来，母亲已然辞世。就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将仅有的几个半干的糖萝卜煮给母亲吃，她没舍得吃半口，而且断断续续地说：“我——怎么——舍——得吃，留给——孩子们——吃吧。”母亲临终时双腿都没能伸直。

    母亲走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娘。他不忍心看着我们挨饿，就领着我和哥哥，顶着刺骨寒风，到野外去捡干野菜，不长时间竟积攒了一大囤。最难吃的当属那干野菜，虽然放到锅里猛煮并淘洗多遍，但吃起来说啥也比不上鲜野菜好咽。１９６０年农历８月１７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们。我们兄妹四个靠着那些鲜、干野菜勉强生存下来……

    自打１９６４年开始，生活逐渐好转，虽然过的是半粮、半野菜的生活，但还是比过去好了许多。

    １９６８年春季，我应征入伍。尽管在部队每周只能吃到三顿面食，其余吃大米，而蔬菜、油水比在家时强了百倍。未曾想，入伍时仅１．５５米的我，一年多长到了１．６８米，最胖时体重竟增加到了１２６斤。１９７６年秋，部队紧急疏散，由于和群众共用一眼水井，我所在的连队普遍染上了痢疾，于是派战士挖来马扎菜全连共食。尽管多年没能吃到，我却一口也没吃。因为野菜早就伤透了我的心，而且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现今的生活条件与当年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说来也怪，不光大多人爱吃野菜，就连我也时常吃点野菜换换口味。原因有二，一是每天食用大米、白面加鱼肉蔬菜感到腻了；二是如今大多食物程度不同地被污染，吃啥都不放心，人们普遍青睐那真正的绿色食品。

    野菜，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野菜情结，人人有之，但各不相同。我深信，凡从生活艰难时期过来的人们，食野菜既有辛酸感，又有欣慰的享受。野菜能充饥，野菜能养生。但不管怎么说，野菜就是野菜。生活好了偶尔吃点换换口味感到新鲜，如果靠野菜生存当然不行。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万不可生在福中不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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