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黄河堵口的历史，清代的河工堵口是值得一提的。出于“保漕”的需要，及沿用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清代治河不仅非常重视堤防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决口的堵塞，几乎是“逢口必堵”。以至于在乾隆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河官们到了“为堵口抢险而疲于奔命”的地步。

　　清代的河工堵口，有三个特点：

　　规模大。如在康熙执政初期，黄河决溢为患十分严重。康熙十五年（公元１６７６年），由于黄、淮并涨，致使黄河两岸发生了大量决口，仅高家堰决口就有３４处。为解决漕运不通这一心腹之患，尽管清廷当时正在讨伐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军用浩繁，康熙仍毅然下决心治理黄河。于十六年调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５年后，在靳辅、陈潢的大力整治下，终于将黄河两岸的２１处决口和高家堰的３４处决口全部堵塞，使大河回归故道，并一度取得了数十年没有重大决口的“小康”局面。

　　工程复杂。就古代治河工程来说，堵口本是一项技术复杂、风险极高的事。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也是如此。而要在口决多处，且流行多时的情况下再行堵复，更是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在清代可谓屡见不鲜。靳辅、陈潢的堵口治河活动如此，乾隆年间阿桂主持的堵口工程也如此。乾隆四十六年（公元１７８１年）７月，黄河两岸相继决口２０余处。北岸水势由青龙岗夺溜北注，经南阳、昭阳、微山等湖，入大清河。朝廷委派大学士阿桂主持堵塞，曾两次堵合，但均告失败。此后，通过实施增筑南堤、加开引河等一系列工程，至乾隆四十八年才将所有决口堵复。

　　费用浩繁。这是由堵口工程规模大、技术复杂所决定的，但也不排除人为因素。据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１９年）在武陟马营的一次堵口中，耗银达１２００万两，用秸料更是多达２万余垛，合计２亿多斤。一次堵口竟用这么多的料物，真是骇人听闻。

　　清代治河，重在堵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治河以“保漕”为最高目标。如在顺治年间，由于黄河屡堵屡决，阻滞运道，当时不少朝臣连上奏章建议改道，让黄河走所谓的“禹王故道”。而总督河道杨方兴认为：“元、明以迄，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在今江苏宿迁境）二百余里，必借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清史稿·河渠志》），反对这一建议，下决心堵塞决口。并得到了当权者的赞同。

　　其次，也是沿用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治河思想的结果。纵观清代治河，可以说是潘氏这一治河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如在清代治河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着突出地位和影响的著名治河专家靳辅、陈潢，他们不仅十分崇拜潘季驯的治河思想，而且在实践中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在他们主持治河的十余年中，不仅堵塞了大量决口，还整修、加固了黄、淮、运两岸的千里长堤。
清代治河，重视堵口，其作用和影响也是显著的。

　　首先，减少了黄河下游发生改道的几率。这从下面一组数据中不难发现。据《人民黄河》统计，明代（公元１３６８年～１６４４年）的２７６年中，黄河决口改道达４５６次，其中大改道７次；而清初到鸦片战争（公元１６４４年～１８４０年）的１９６年中，决口３６１次，未发生一次大的改道。只是到了清末，黄河才发生了铜瓦厢改道。清代黄河，已处于“明清故道”的行河晚期，河床淤积加重，决口增多，在封建社会那样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改道却相对减少，与其重视堤防堵口不能说不无关系。

　　其次，促进了黄河防洪技术的发展。鉴于决口对漕运的严重影响和堵口的不易，清代的防洪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在清代，除对黄河的水文、水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外，在堤防、险工的整治、加固、管理以及汛期的防汛抢险等多方面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例如抢险堵漏。汛期洪水时，由于堤身有隐患，常常发生漏洞险情，若抢护不及时，稍有疏忽，及易造成大堤溃决。清代不仅已能够采取具体的技术措施进行有效的处理和预防，而且还能针对漏洞险情发生的不同情况，进行及时抢护，以避免溃决。清人所提出的漏洞探摸技术及外堵、内堵的方法，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
当然，也应看到清代堵口的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堵口工程花费巨大，也为河败滋生了土壤。“黄河决口，黄金万斗”，就是当时流行的一句民谚。另外，因决口频繁，又难以及时堵塞，对下游两岸人民来说，决口所带来的历史性灾难并未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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