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以及于厦门鼓浪屿开馆的故宫外国文物馆，不约而同让人们将目光投向器物所撰写的东西方文明交会史。

　　古老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来的门户。随着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一方面，瓷器、画屏、织物等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备受各国人们的追捧，不仅出现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的产品，还曾在欧洲刮起过“中国风”，引得当地一批艺术家、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起在作品中表现东方的异国情调。另一方面，凝结域外工艺技术、科学思想的钟表、香料、宝石、仪器、医药等生活用品漂洋过海，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一些融入宫廷日常生活，甚至对宫廷艺术、科技等领域产生影响。

　　海外畅销的中国瓷器，出现了“来样加工”“私人订制”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中，瓷器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流通于世界各地，且辐射出深远的影响力。比如，中国瓷器曾改变东南亚、南亚人以蕉叶、木器、陶器为饮食用器的习惯，可谓地区人们眼中聚会餐食中的上乘用器，也被欧洲贵族视为显示身份的象征，竞相购买和拥有。全球多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中国外销瓷器。清宫留下的物品中，也有不少当时赏赐给各国使臣及传教士的同类礼品。借由这些器物，人们得以遥想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商的繁忙。

　　很多外销瓷是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私人订制”的，绽放出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审美观念相互碰撞的火光。

　　纹章瓷就是鲜明的代表。明朝嘉靖年间起，来华不久的葡萄牙人向中国订购瓷器时，就曾希望将代表欧洲皇室、贵族、军队、社团、城市等标志的徽章烧制于瓷器表面以示专用和纪念。目前发现最早的纹章瓷标本是一件青花瓷壶，纹饰为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的纹章。清朝康熙年间，外销的纹章瓷达到鼎盛。委托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印度公司，大批欧洲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公司团体纷纷到中国订购带有特别意味的纹章瓷。故宫“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即展出了一只粉彩纹章瓷盘，表面的纹章是荷兰范·斯宾与范·霍根多普两大家族的徽章组合。据推测，瓷盘可能是1785年范·斯宾男爵与其妻萨拉·乔安娜为庆祝铜婚纪念而定制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也藏有一只同样的徽章瓷盘，器形为花瓣口，应与故宫所藏这只属于同一套瓷器。渐渐地，纹章瓷还销往美国，一些美国新移民没有家族纹章，却想到将表示某人专属的大写字母用金彩等彩料烧制在瓷器上。

　　不少因地制宜的器型也出现在了外销瓷中。当时国外向中国订制的瓷器多为欧式的日常用具，相比传统中国瓷器的器型，啤酒杯、芥末瓶、盐尊、剃须盆等都带有异域风情。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有的一只青花果树纹油醋瓶，烧制于清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窑，就是典型的订烧器，整器造型新颖，直接仿当时欧洲流行的玻璃器制成。

　　输入清代宫廷的科技文物，见证着中国融入世界

　　明清时期，种类繁多的西洋器物输入中国，让人们意识到海上丝绸之路给近代中国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清宫作为当时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舞台，尤其以珍藏的大量与西学相关的科技文物见证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也承载着中西科学接触、碰撞以及交流、融合的历程。包括天文仪器、数学仪器、地学测量仪器、绘图仪器、光学仪器、医学仪器、机械仪器等在内的西方近代科技仪器，曾在清代宫廷中起到实际观测和学习之用。当时，清宫造办处也在西方传教士的指导下制作了一批科技仪器，大量采用西方近代科学理论，通过对仪器精密度和科学化的提高，推动清代宫廷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西方传教士进献的望远镜，因其颇佳的实用效果，令多位帝王对其兴致勃勃。晚清的皇帝外出游玩，少不了望远镜的陪伴。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人们能看到一架欧洲18世纪出产的望远镜，单圆筒折射式，硬木质地的镜筒，四节可抽拉，还配有一只黄铜制的三脚架。这正是清帝观景时常用的一只望远镜。故宫珍藏的望远镜多达百余架，样式、质地多样。比如一架18世纪欧洲制造的望远镜是银嵌珐琅材质，极尽精巧。镜身为银质，筒身嵌烧蓝珐琅为底，上嵌银圆形、椭圆形花草纹及孔雀尾羽纹，羽纹和圆形花纹中又嵌绿色珐琅。有的望远镜还有与之配套使用的显微镜，既可配望远镜之目镜，又可单独使用。

　　一件银镀金浑天仪，由清代钦天监官员、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于1669年，在故宫“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中格外显眼。浑天仪本是中国古已有之用来演示、预测天象的仪器———在中国古代，天象一向被认为与王朝走向密切相关。而这一件浑天仪显然与人们熟悉的样式有所不同。仪器上的水平圆圈为地平圈，刻有度分，与地平圈垂直相交的是子午圈，刻有四象限子午圈以内的各环则分别为黄道带、黄道圈、赤道、白道，皆刻有度数。地球安设在通轴的中心，上面还刻有“亚西亚”“欧罗巴”“阿美利加”“利未亚”等当时五大洲的名称。据悉，康熙帝本人即会使用仪器实测，有时还会校正中国传统天文测绘方法。

　　东西方艺术的交互参酌，渗透在一些全新的艺术样式中

　　在17、18世纪的欧洲，当地艺术家创作的中国风装饰画曾一度盛行。这样的异域想象，很可能受中国瓷器鲜明的色彩、画屏上身着华丽刺绣长袍的东方人面孔等影响。其中，华托、布歇、皮耶芒都是这股风潮中闪亮的名字。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以　《中国婚礼》　《中国捕猎》　《中国渔情》《中国舞蹈》　《中国市场》　《中国风俗》《中国花园》　等为题，创作了一系列中国风挂毯，描绘的大多是迷人的东方田园生活。画面现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如亭台楼阁、陶瓷、油纸伞、斗笠，尽管更像戏装的人物服装略显夸张，却流露出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

　　不少舶来自西方的制作工艺则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重新散发活力。风靡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珐琅彩也即瓷胎画珐琅，就是东西方艺术交互参酌的结晶。画珐琅工艺最早由西方传入，康熙帝的倚重，促使宫廷造办处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熟练掌握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最终研制成功的“珐琅彩”，几乎成为清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也最为精美的一类彩瓷器。从康熙一朝的色浓庄重，到雍正一朝的清淡素雅，再到乾隆一朝的精密繁复，珐琅这一洋味十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集中西风韵于一身，画尽皇家身份的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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