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尚君

　　据说孔子笔削《春秋》，高标准绳，寄寓褒贬，乃至后代之乱臣贼子知惧，生怕做的坏事写入史书，遗臭万年。但凡笃信儒家之说者，对此都遵信不移，虽无人具体做过统计，哪些人知惧了，不管怎么说，效果总有一些。但如何实践贯彻，则一直没有成功的典范。有之，从欧阳修始。

　　欧阳修出生时，宋王朝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学术风气和社会思潮都在急遽变化，显著特征是儒学返古复兴和尊夏攘夷正统观的萌动。欧阳修出身低微，因文学才华跻身精英，领略到风气变化，也立志要引领风气。他的疑经，不拘汉唐旧注，以己意解经，开始都很早（可参拙文《欧阳修著述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三十多岁就准备新著五代史，最初拟与尹洙合作，尹早死而决意独撰，中心主旨就是用儒家的褒贬史学，俗称《春秋》笔法，重新编纂近代史。具体做法是合五代为一史，又按血统区分五代十三帝为八家，设立类传，以专事一朝者立《梁臣传》《唐臣传》，事数朝者则入杂传，又立类传，如《死节》《死事》《一行》等传表彰名节，立《唐六臣》《义儿》《伶官》《宦者》等传贬斥势利，在行文间在在处处寄寓褒贬。这当然是立意很高，据说书出后宋代士风顿时大变。虽然我总有些疑问，但陈寅恪相信，不容人不信。

　　但欧阳修一生似乎对此并不果于自信，直到去世都没交稿。他更困惑的是贯彻全书的褒贬笔法之微言大义，如何让读者体会他的用心。他的办法是让学生徐无党作注，在正史编纂史上开创了史书与注释同时完成的创例。就注的内容看，更似欧阳夫子自道，若北宋吴缜就认为他“授徐子为注”（《敬乡录》卷二引《五代史纂误》佚文），清人俞正燮也认为“疑欧自注而署徐名者”（《癸巳类稿》卷八《书五代史纂误》）。联系欧阳修《与渑池徐宰》所云“仍作注，有难传之处，盖传本固未可，不传本则下注尤难，此须相见可论”。大约徐是其助手，参与部分工作，即作顺水人情，注署徐名，也解决了阐发义例的难题。就全书看，徐注集中在本纪部分，列传所存寥寥，《十国世家》多说文献依据，《四夷附录》仅一则说明契丹年号，显然都属作者自述，与注者无涉。

　　欧阳修中年后名声大振，受委主持《新唐书》的编纂。在他以前，该书已编修多年，久无进展，欧参与后尊重原来分工，列传仍由宋祁负责，他自领本纪、志、表部分，仍坚持《春秋》笔法，最终告竣。《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再请学生作注，但义例仍要阐明，这次是请参修者吕夏卿另著《唐书直笔》来说明。该书四卷，卷四为新旧书增删改易的具体说明，为“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作全面清点，前三卷皆解说义例，可以看作欧阳修团队的集体意见，而非如《郡斋读书志》云吕氏“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

　　五代习称乱世，不似三国还有蜀汉一脉，欧阳修要找到正反面典型都很难。正面者，《死节》其实仅得王彦章一人，《死事》稍多，《一行四人》，皆不甚著名。他特别谴责者，一是以唐社稷授梁之所谓“唐六臣”，谴责其为“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其实这些人只是无实权而仰人鼻息的文臣而已；二是义儿，认为是人伦崩坏的标志，“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其实义儿是出身孤贫的军阀仿效世族、笼络群下的手段，责之亦过深；三是宦官，沿唐积习，五代时期恰好并不太严重；四是伶官，仅限庄宗一朝。最大的躺枪者是冯道。冯出身孤寒，积学进身，仕宦几十年，不改农家本色，在不太理想的政治环境中努力行善，他的自述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堪称难得。周实录本传称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至有与孔子并论者。《旧五代史》本传赞已质疑他“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谓之忠乎”？欧阳修更进一步谴责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反不如民间女子能“自爱其身”，这是责历史人物所不能。

　　欧阳修倡正统论，特别看重血缘宗亲的合法性，这是宋人的认识。他将后唐分为三家，即武皇、明宗、末帝各为一家，在当时并无区分，那时重在掌握军队之实力。他认为后周世宗以养子即位，另成一系，其实世宗始终未回归柴姓，在位皆姓郭，今日各历史年表皆书其名为柴荣，未必妥当。

　　再是梁政权之合法性。梁篡唐自立，败于后唐，其后各朝到宋，都是后唐一系的延续，直到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仍以梁为闰位，否认其正统性。欧阳修不以梁为伪，在当时就很有争议，他虽举《春秋》四例以自解，总难获得共识。南宋后或干脆以南唐为正统，以中朝五代为僭夺，全不考虑本朝的合法性，走得太远了。

　　唐五代两部旧史，本纪都极其繁冗，初因删略实录而成。新史删繁就简，确有此必要。徐注云：“当杀曰伏诛，不当杀者，以两相杀为文。”《唐书直笔》：“将以辱命而诛，书斩于军中。”多少丰富复杂的事实，就在这《春秋》大义前变成断烂朝报了。再如命将作战，徐注云：“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唐书直笔》：“将得人，书帅师，讨有罪，书伐。”“将非其人，书王师，伐不得罪，大战书及。”“方镇违命，擅甲兵以侵轶，其首酋恶，故不书将。”秉此原则，《昭宗纪》每月都有朱全忠陷某地的记录，完全不论执行攻取的是谁，书首恶也。显然，过于讲究褒贬，有违实录传统。

　　我在早年甚迷欧阳修的史学，后来读了《通鉴》，方知司马光不取《春秋》笔法而务求事实真相之有识。当然，对司马光深致不满者也大有其人，如朱熹，作《通鉴纲目》比欧阳修走得更远。大儒们都有充分自信，只要坚持褒贬，必然会使作乱者良心发现，知惧而不为，殊不知燕王朱棣当然是乱臣贼子，但他成功了，子孙绵守社稷二百多年，乱臣贼子就是正统所在。那就算了吧。

　　还好存世文献丰富，学者可作多元解读。倘若后世仅存两部义例谨严的新史，所有人和所有事都在好、坏两边自动站队，实在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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