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 南

　　狩猎纹高足银杯（酒具 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后母辛”青铜觥（盛酒器 商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古籍文献的描述里，在出土文物的展示中，均呈现有中国丰富而独特的“酒文化”，传达着酒的审美意蕴。《诗经·大雅·即醉》中“即醉以酒，即饱以德”之句将“酒”和“德”相提并论。屈原《九歌·东皇太一》中“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之句，赞美了“酒”的视觉、嗅觉之美。从自斟自饮、保健养生、亲朋聚餐、文士雅集、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到官场酬酢、军旅出征、敬天祭祖……“酒”的世俗意味和礼仪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也酿造了中国审美文化的“酒”之美。

　　葡萄美酒夜光杯：酒品与酒具之美

　　饮酒始于选定酒品，好酒需用精美器具。中国人饮酒，酒品的认识和酒具的讲究不可或缺。或“樽酒家贫只旧醅”（杜甫），或“新丰美酒斗十千”（王维），酒美的意识从判别酒品发端。不论是自酿浊酒还是品牌名酒，在选择了酒的种类和香型后，近窥其色泽清浊，摇视其挂杯程度，轻嗅其酒气的清淡或馥郁，进入了感官的全面体验——这是一种综合的美感。饮者选品牌，往往是口味嗜好的认定，酒价的高低并不重要。既可“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亦可“三杯两盏淡酒”（李清照），其中包含着不计功利的审美心态。

　　“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琉璃钟，琥珀浓”（李贺），酒具的造型之美是中华酒文化的重要元素。早在商周陶器和甲骨文中已见酒具，《诗经·周南·卷耳》记录了“金罍”和“兕觥”两种材质、样式不同的大容量酒具，“酒”字原型“酉”即为酒坛的象形。酒具的美感应对着不同的心理需求，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层次。前秦两汉的陶制和青铜酒具大多兼有礼器的功用，造型的端庄高雅体现了中国审美观念中的均衡之美。高雅之士的精觥美壶，平民百姓的粗杯浅盏，隐居高士的随身葫芦，豪杰义士的巨盅海碗甚至持瓶抱坛，酒具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个性情感和审美标准的象征。

　　辛弃疾那首酒趣横生的《沁园春》中诗人和酒杯这样对话：“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虽言辞凶恶，但人与酒的交情却亲密无间。此时酒杯已不再是单纯的酒具，而是知己好友。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中的酒壶、酒杯也表达了同样在酒具中蕴含的“知音”情谊。苏东坡《南乡子》词云：“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其《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虽叹世无知音，且喜一“樽”在手。

　　隔篱呼取尽余杯：酒风与酒德之美

　　酒风和酒德是传统道德礼义之美在饮酒中的体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酒在中国文化中，自古即与礼仪密不可分。除了敬天祭祖的仪式，日常生活中的酒礼也有具体的规矩。例如主、宾对饮时要相互跪拜敬酒，主人向客人敬酒称为“酬”，客人回敬主人称为“酢”；敬酒者和被敬者须举杯起立，称为“避席”。晚辈与长辈共饮时只能居次席而称“侍饮”。

　　“酒酣胸胆尚开张”（苏轼），此时便可见酒德的高下。酒德不佳，一是假饮假醉，灌人无度；二是嗜酒成瘾，京城人哂之为“酒腻子”；三是酒后无德，有失礼节。“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古人对此也嗤之以鼻。酒风的张扬豪迈与内敛谦恭，其要旨可一言以蔽之：真。北宋诗人秦观《饮酒诗》道：“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坦率真诚，决定了虽酒量有别、酒风不同却同样可以获得同饮者的接受。以“微醺”为适度，恰恰吻合了中和为用、含蓄蕴藉的传统审美标准。

　　酒风酒德中的美感是中国传统文士的人格美的体现，其中包括人品、性情和风度之美。人品之美：魏晋文人认为“痛饮酒”是成为“名士”的三大条件之一（另外两个条件是“常得无事”和“熟读《离骚》”），至于是否具有“奇才”并非要事（见《世说新语》），酒德在于忘却功名利禄后的精神追求。陶渊明《饮酒》曰：“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酒对应着人品的清高脱俗。性情之美：“相逢意气为君饮”（王维）。“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情投意合，是交往时的最佳状态。风度之美：“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杜甫）。酒过三巡的言谈举止，醉酒之后的摇曳生姿，饮者的内心世界和文化教养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一杯未尽诗已成：酒感与酒意之美

　　饮酒的心理超常而微妙，酒中的情趣丰富又动人，酒感和酒意是“酒”中之美的两个境界。

　　酒感是对于酒味的直接感受，酒意是对于酒的心理体验。斟酒入杯，心存美意；啜酒入唇，酒感顿生。心随酒动，酒不醉人人自醉，酒言随之而出。或赞美酒，或感谢主人，礼敬者言辞庄重，放达者话语豪迈。

　　酒感重在从观酒、闻酒到品酒的感官体验，是通往酒意的必经之途。有的饮者仅停留于酒感，只求一醉方休，自无“酒意”可言；而追求酒意的饮者则通过细尝深品渐次达到丰富的内心触动，以至于进入人生哲理的思虑。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酒意如诗意，是饮酒的最高境界。酒意的获取期在尽兴，尽兴与否取决于心态。是借酒浇愁的一醉方休，还是把酒言欢的轻饮慢酌，饮酒的心态不同，美学意蕴则大相径庭：前者是悲观逃避的悲剧之美，后者则更多地呈现了潇洒诙谐的喜剧之美。“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心态安详如斯，尽兴即为自然，酒意也就会适时而至。

　　“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酒意本质上是一种超功利的心态，即时引发了情感的奔涌和想象的舒张——这恰恰是艺术活动的前提。古代文士有酒必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艺术创作也在酒中得到灵感，“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怀素、张旭醉后方可翰墨淋漓。“对酒当歌”不仅是“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命运悲叹，也可以是“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吟咏情性。陶渊明屡作酒诗，其《饮酒》诗序文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後，辄题数句自娱。”孤独寂寥之下，“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自适自娱甚至自存的方式，饮酒这一行为本身就颇有几分“行为艺术”色彩，酒意也就有了更多的审美意味：“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酒意与诗意共生并存，不辨彼此。诚如李白所云“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在叙事文学中，《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水浒传》的武松醉打蒋门神，《警世通言》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红楼梦》涉及了惠泉酒、绍兴酒、烧酒、屠苏酒、葡萄酒等多种酒类，书中的酒令酒诗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都体现了酒意与文学审美表达的有趣关系。

　　欧阳修《醉翁亭记》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言之妙，在于说出了酒中之美：美在寓“心”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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