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京剧脸谱里，为何给曹操抹了这张白脸？

也许在中国，只有他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文学家，又是爱杀人，尤其爱杀文人的屠夫。因此，这张脸，索性涂上一层大白，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慨。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

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建安年间，在他统治下的许都，文学活动相当热烈，他不仅支持，还亲自参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

文学的发展，时代的与安定，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折腾，战祸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打鸣的鸡都没有了，还能咏唱的文人嘛？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知识，仇视文明进步的特点，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能打鸣的鸡，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两袁，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就是指处于这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为历来统治者最感头疼麻烦的一拨。重了不是，轻了也不是，除了独夫民贼，统统地杀，整个社会出现“万马俱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很自然地与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帝王挠头的事发生。

虽

然从秦始皇起，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好像也从未见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过，照杀不误。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是，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这时候，他无法手软的，于是乎，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所以，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输牌是早已注定的。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杀，《捉放曹》里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也颇教人胆战心惊，但一开始，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倒是尽量避免采取铁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干掉的祢衡，他宁肯用“借刀杀人”计，也不开杀戒。

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岁，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当代有些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出道后写出几篇东西，立刻自我膨胀，立刻感觉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东南西北，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状，连祖先爹娘一律都不认账。文学新锐祢正平，也是如此这般的狂妄到了许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剌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剌者，名片也，在口袋里揣烂了，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无人买他的账。所以，他心理更趋变态，狂病也益发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曹魏势力。他的对立面，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那些拥戴汉室、尊崇儒学的士大夫阶级，自然也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是这个营垒里的一个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对派领袖，经常聚着一帮人，抨议时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个年青作家，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忭急躁狂，这一捧，更加谵妄失常。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的文章中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果然不错，这些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很快红起来，很快暗下去，很快声名

大噪，很快烟消云散，就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屁股坐不到板凳上，忙着吊膀子，忙着争乌纱，文思秘结，灵感梗阻，不但写不出什么，连屁也放不出一个响的了，一个个憋得小脸铁青，好像谁欠他二百吊。如果不是孔融的蛊惑教唆，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丝毫不懂政治的文人悲剧了。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青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时下文坛上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年青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心气相通的。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外省青年，搅进首都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骂了一顿以后，曹操居然没有发火，没有下令杀他，而是派了两个人，牵来三匹马，把他架在马上，两个人挟扶住这位才子，礼送出境。临行还搞了一次欢送会，很隆重，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当时的文人俊士，都命令去和他辞别，这场面很有点黑色幽默。再回头看那位老作家孔融，戴着墨镜，跟他挥手，拜拜再见。这时，年青人明白也晚了，替孔融骂了曹操，给人家当枪使，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到了荆州，刘表不傻，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

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骂得极其淋漓尽致，语惊四座。可是，痛快同时，痛苦也来，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青人，没想到脑袋掉得如此干脆利落，连他自己还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这种孤注一掷的，无济于事的骂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真的动了刀子杀文人，这一回轮到孔融。

他杀他，大概颇费踌蹰，因为孔融当时的名声很大。《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信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为一方诸侯，任北海太守，到了许都，又任将作

大匠，也就是现在的建筑工程部长，说明他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孔子二十世孙的这份无形资产，也使他增值不少。所以，他的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己，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嘛？”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感到无尚光荣，从这一细节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但是，他已经没了地盘，当然也就没有了实力，曹操还是比较在乎他，留下他在许都，扮演着大名士的角色。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曹操希望他是前者，但孔融偏要做后者。他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曹操对于的容忍，肯定的有限度的，所以隐忍不发，自然是时间不到。只是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未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自信过甚，对时局常常估计错误，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能够左右政局。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罢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的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呼呼，不知天高地厚。

《后汉书》载他和弥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某些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当初，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虽然，他有资格看不起出身微贱的曹操，敢当面问：“你算老几？”但是他忘记自己是一无兵卒，二无地盘，三无资本，四无奥援的毫无实力，徒有虚名的人物。更重要的一点

，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胁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说了算，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装饰门面，他不干；偏不自量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要成为与之抗衡的政治反对派。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已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

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原因了。

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可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自诩地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人头落地，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不论成就多高多大，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公元216年，曹操再一次整肃，处死了继孔融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崔琰。

当

年，曹操与袁绍决战，攻入冀州后，他先把这块金字招牌抢到手，以作号召。在中国的门阀制度中，崔姓家族从来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一些帝王，都以结亲崔氏的办法，以改变原来的非贵族血统，这大概也和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因为工农兵不吃香了，非要装贵族，装家学渊源，装精通洋务状的丑陋心态，同出一辙。尤其后来的一些外邦君主，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通过婚姻手段，依赖生殖器来改换夷狄门庭，以求华夏同光，实在是很莫明其妙的。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但是他代表着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归顺曹操，打心眼里不尿，但是，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不得不低下头来，虚与委蛇，关键在于维护汉祚，延续汉献帝名义上的统治。曹操现在走出称王这一步，他们认为是废帝的前奏，连最后的精神象征，也不复存在的话，就不免义愤。其实，这班人并不理解曹操，他只是当一个魏王，并不想彻底废帝，这种过头反应，使他更为恼火。正好，有人密报上来，说崔琰带头不赞成。于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那就得找这个有知名度的替死鬼，再合适不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琰之死，倒是有点文字狱的味道。当时，有一个叫杨训的文人，来不及地上表祝贺曹操封为魏王，做这种文章是很难不肉麻的，要不吹捧，写这捞什子干什么呢？因为杨是崔推荐提拔的，大家笑话这个马屁精的同时，也认为崔所举非人。

崔先生沉不住气了，其实，你就在家怡养天年，自求多福多好？高兴的话，喝两口兑冰的威士忌，谈谈风花雪月，何等潇洒。但文人有这种爱与众不同，爱出个风头，爱咬文嚼字，爱表现一番的毛病。从机要室找来杨的奏文，读了以后，还要拿起笔来，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封信，这就是不识时务了。

信中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三国志》里留存下来的“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这一句，就足以使他招灾惹祸。曹操勃然大怒，什么意思，从官渡之战起，我延聘你为我的别驾从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还一脑子变天思想，我岂能饶你。

尤令曹操愤怒不已的，是他在《赐死崔琰令》里所写的“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那股不买账的劲头。老实说，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会反对下属在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已经把你关起来了，还和当年的孔融一样，与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斐多菲俱乐部，那还了得？好！先摘了你俱乐部主任的脑袋，再收拾那些跟你来往的人，为你说情的人，看你们还能笑得起来？虽然，事后，

阿瞒也觉得这次对于文化人的打击，有些扩大化，但也不打算平反。看来，枭雄老矣！人一老，必惧怕老，不甘于老，就会失去幽默感，一旦如此无趣无味起来，可想而知，就不会有任何最起码的宽容。如伍子胥所说的日暮途穷，，也在所不计。脸皮一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在他死前的几年里，多次大规模的，杀人无算，把汉王朝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荡涤一空。

到他死前一年，公元219年，到底把他始终不甚放心的杨修，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他不会善待杨修，因为杨修是杨彪的儿子，是袁术的外甥，这两位都是曹的劲敌，如此底子潮的人，他敢于使用，据《典略》称杨修：“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曹操)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宜。”看来，人们一直认为曹操杀了这个能够摸透他心思的杨修，出于嫉妒，事实恐怕不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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