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交通行驶法则是“来左去右”，即不论是顺着马路行驶，还是沿着街巷步行，都是靠右行，谁要是反其向而行之，谁往往要自讨苦吃；如果有两个人正面相遇，彼此大多会心照不宣向右避让。这些都是老少皆知的。但是，世界各国车辆和行人的习惯走向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靠左行，有的则是靠右行。例如：加拿大、古巴、巴西、德国、希腊、墨西哥和摩洛哥诸国的行走规则是“右行法”；南非、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泰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则是“左行法”。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4个国家，中国、美国、印度和前苏联，只有印度1个是靠左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车分流、行人分行的国家。先秦古籍《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序三门。”按三门即王城外之三门。三门中有三途，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这当是中国交通史上有关人车分流，行人(男女)分行的最早记载。但由于《考工记》只是春秋末齐国人对百工之事的记录，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故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各地都有较统一的行走法。行走法是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缓慢而曲折地形成的。
        据唐代《隋唐嘉话》、刘肃的《大唐新语》、后晋《旧唐书》和宋代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新唐书》等史书记载，唐太宗以前，路上行人，车辆往来，尚无左右之分，靠“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大唐新语•厘革》卷二十三)，即派专人在城内街道上游走呼叫，维持行人交通秩序和戒备防务。但是，有时因为政事和军事需要，守城士兵要奉命在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和过往车辆。而街道上尤其是城门外的行人车辆行驶，因无左右之分，更显得杂乱无章，故检查很不便利，经常出纰漏。于是，这时的唐王朝便开始规定“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隋唐嘉话》中卷)而这个行走法则是初唐改革家、中书令(相当于右相)马周首先倡导施行的。马周(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人，小时由于孤苦贫穷，常遭乡里恶少欺凌，后又因屡受地方官的折辱，立志发愤进取，西之长安，被中郎将常何收为家客。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命文武百官陈述时政利害。常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大唐新语•举贤》卷六)马周替常何拟写了二十余条损益献给唐太宗。”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隋唐嘉话》中卷)大为赏识，即日授监察御史。“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大唐新语•举贤》卷六)由于马周奏事“裁处周密。”(《新唐书•马周》卷九十八)深得太宗器重，故所陈之事”莫不施行。”(《隋唐嘉话》中卷)如：“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大唐新语•厘革》卷二十三)、“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隋唐嘉话》中卷)后来，每当人们临城门时，就自觉形成“来左去右”的有秩序的行走规则。这样，既便利了检查需要，也避免了行人互相拥挤和撞碰之苦。后人谓之“公私便焉”。(《大唐新语•厘革》卷二十三)这里的“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可谓是我国第一个较规范的行驶法则。马周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倡导行走来去有别的先行者。
        到了宋朝，“来左去右”还仅囿于城门关卡处，街上行人走路仍无左右之分。宋朝宣和年间翰林待诏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对景物刻划相当细致，是一幅反映当年汴京近郊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生活景象的优秀风俗画。画中的道路、车马、水道已形成格局。但行人还是杂乱无章，只有城门出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段抬轿与骑马相遇的画面是“左行法”。宋时的街上行人虽然来去尚无左右之分，但对行驶又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四避诀”，作为交通法则公布。前几年在福建松溪县发现了一块南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里的交通法规碑，碑上由当年宋太宗赵光义御笔亲批地交通“四避诀”。
       宋朝以后到近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国家和区域相对过去更加趋向统一，经济、交通也逐步繁荣发达，所以行驶规则在社会中也显得更加重要。但是行人、车辆行驶是靠左行还是右行，却在不断地反复着。那么，今天的“右行法”最终是如何形成的呢? 可考的有三：一是古人习惯上崇右，以右为大、为上、为先。如：以“右学”为“大学”，以“左学”为小学，以“右姓“为上姓和盛名望族；行文自由至左，以右为先；还有以左迁为降职等等，所以。人心所向，选择“右行”；二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英帝国殖民统治把“左行法”引进到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国际租界之前，中国人的行走规则和习惯大多还是靠右行。后因受英国入华势力的渗透影响， 一度改为“左行法”；三是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再次改左行为右行，一直保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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