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锦衣卫》的开播，身边许多人便认为大明王朝是“特务机构”最多、特务最猖獗和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是朱元璋开创了利用“特务”秘密刺探消息、监督官与民的先河。

这可能有点“抬举”朱元璋及大明王朝了。其实，读过《三国志》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病特重，对谁也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民间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刺探，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

《三国志》里说，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这是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后来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校事”，第一任校事的头目是卢洪、赵达。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古典古籍里着墨不多，但记有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与大明王朝官员和百姓听到魏忠贤、刘瑾的恶名立即惧怕的心理是一样的，这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曹操说的很坦然，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这说明，这些“校事”是在曹操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起码没把校事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特务”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

史书载，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的案件多达万计，高柔等始终上表要求核对虚实还民公道。从这些记载看，曹魏的“特务”构陷起“冤假错案”并不比明王朝东、西厂和锦衣卫诬陷的案件逊色。

在“特务”的设置上，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子孙也是一样的，越往后越猖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校事的权力丝毫不比明代东、西厂小，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直到司马氏专权之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下旨撤销校事一职。

三国使用校事小考

校事，是三国时代魏、吴两国设立的特殊的官吏。《辞海》给它下的定义是：“古代掌侦察刺探的官。”俞正燮《癸己存稿·校事》载：“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或谓乏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官。”它的职责是作为皇帝或执政的耳目，刺探臣民言行。校事原来并非两汉常设的官吏，开始时只负责典校朝中重要的文书，属于中书令或中书监，后来进而为皇帝暗中考查大臣，刺探消息。再以后，由于皇帝信任，权力越来越大。魏国曹丕时，校事上察官庙，下摄众官，致使其中有的人擅作威福，百官对他们又恨又怕。吴国孙权信任校官吕壹，大原诸葛谨、陆逊对他都无可奈何，大将潘?F甚至要和他同归于尽。

　　这一类人，历史上早已有了，不过可能没有作为职官中的一员。周历王使卫巫主持监视国人，只要发现有谤王者，一报告就杀掉，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当然不是卫巫一个人能作到的，他手下必然有一群类似校事的人。秦始皇时“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连偶语者能察觉到，可见负责刺探者人数之多，但周、秦官制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三国中魏国的曹操是第一个设校事官的人。

　　1．魏国的用校事

　　曹操始设校事之官，只是设官的年代，史无明文记载。《魏书·程昱传》附昱孙《程晓传》说，当年武皇帝指曹操草创大业的时候，因为部下官吏不齐全，又一直作战，恐怕已占有之地民心不服，闹些小乱子，应该设法加以密查，为了“广耳目”而设校事之官。据此以考，校事的设立在建安八年至十三年之间，应是有根据的。因为八年，曹操打败了袁绍，基业开始巩固，正是要稳定内部之时。十三年，他下了一道求才令，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风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从此可以补齐所缺的官职，不是那“众官未备”的时代了。因此，他设校事官，比孙权要早得多。

　　魏国罢校事，据文献所载，是在齐王芳嘉平年间，因程晓上疏痛论校事的害处，才正式去掉这种官职。不过很难说这就是信史。魏国自曹丕称帝，明帝曹睿继之。明帝死时，儿子曹芳年幼，特地“托孤”给曹爽与司马懿。曹芳在位的前九年，年号正始。他的叔父曹爽掌权，还是曹家的天下。后来司马懿用阴谋杀了曹爽，从此大权转入司马氏手中。正月杀曹爽，四月改元嘉平。程晓偏偏在这个时候上疏请罢校事，分明是为了暴露曹家的苛政，有向司马懿讨好之意。以后到了嘉平六年九月，司马懿废皇帝曹芳为齐王，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叫部下杀了曹髦，贬为高贵乡公，立曹奂为帝。司马炎干脆让曹奂让位给自己，灭魏，建立了晋王朝。从实质上说，嘉平元年以后，魏国等于灭亡了。这时，魏国虽罢校事官，司马懿改头换面的暗探制度仍未停止。

　　可见，校事的设立贯串了曹氏王朝。程晓说得很清楚，曹操对校事“检御有方，不至纵恣。”到了曹丕时，校事的权已经越来越大起来，坏事也作得大了。

　　“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疫病……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权力没有限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 * 会说大话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好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魏书·程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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