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决定着人们有多大可能选择最直接、最有利、最安全的参与道路。
　　
　　王朝时代的中国，官僚体系在理论上说是最为开放的——它几乎对帝国所有的阶层敞开大门，同时它的控制机制，又是最为有利的投机、投资路径。
　　
　　帝国时代，官僚的神圣地位体现在整体上，是特殊的利益集团；体现在个体上，是受命运特殊照拂的个人——不仅掌握强有力的权力，还享有财富的特权。天然的享有权。做官是社会各阶层最直接、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式，是积累财富、、保护财富的最有效手段。
　　
　　帝国自建立起，就试图吸纳各方面的权力资源斩断权力垄断、封锁世袭之途。特别是唐宋以来，官僚一途从理论上说，除极少数贱民群体外，几乎向帝国所有阶层开放，投机、投资于官僚仕途，乃是出人头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在一个所有权以等级伦序界定的秩序中，仕途恰是对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保护。一旦跨入官僚仕途，其伦序圈的辐射能力将被迅速提升到一个神圣的高度。帝国社会不言自明的伦序前提也强化了此种倾向，即上下绝对悬隔。说得直白点，即是伦序优势者可以对劣势者实施任意支配力，官僚仕途可以说就是扩大其支配的最有效的途径。
　　
　　得到商业经营好处或者以农业等各种方式致富的人无不力图冲入仕途，以提高他们的等级伦序地位，扩大他们的伦序圈。走上仕途之路，可使他们摆脱暴发户的地位，以超越庶众的身份，成为财富理所当然的享有者，并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这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这种信仰根植于帝国的社会核心——等级伦序之中。
　　
　　汉初陈平曾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虽有所谓“富贵在天”之说在先，司马迁还是对道德、富贵和命运提出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可见命运和业报之说的影响之深远，汉儒“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更是在宇宙秩序的原则下，肯定了这种信念。
　　
　　到了唐代，科举大为盛行，志怪小说风靡天下，备述才子佳人、奇幻命运之风盛行。如李泌所撰《枕中记》，感于仕途莫测，科举之贵，特设一梦，似真似幻，历述科举利禄之意，世事兴衰无常，不变的只有官僚特权。由唐代志人志怪小说，多叙及科举之事，及于世家兴衰，可知科举作为仕途自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至宋时，科举更与世家门第绝缘，而命运业报之说更兴。命运业报之说深入到帝国等级伦序的背景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信念。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有云：
　　
　　曹彬攻金陵，……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川，忿其久不下，屠戮无遗。彬之子孙贵盛，至今不绝；翰卒未三十年，子孙有乞于海上者矣。
　　
　　曹彬、曹翰两人的行为造成不同的后果，甚至祸福及至子孙，此种对于富贵利达的态度显然将命运和特殊的地位、财富联系在了一起。因官僚集团处于神圣独特的地位，受到命运的庇护和祖宗的恩惠，民间对科举迷信、对取得仕途神秘化也就不奇怪了。在这种通过等级伦序维系的帝国秩序中，个人的一切都是脆弱的，时刻都可能遭受打击，除了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等级伦序外，别无他途。即使处于相对优势的等级地位，也要受其上者的控制，但他却能在对上的奴才地位和对下的主子身份中获得平衡。
　　
　　明清时代此类记载传说尤多，如取一典型叙述为例：
　　
　　明万历甲辰科，山阴朱大学士赓主会试，题“不知命”一章。入闱时，朱与同仁约，此题必三段平做，不失题貌方可，抡元若违式即佳卷亦难前列。同人皆以为然，既揭晓，则元卷殊不然。有人乘间问之，公遴选榜首，何以竟违初意。朱惊，趣取卷阅之，叹曰：我翻阅时，竟不觉也，由此观之，可知功名有定数，体物而不可遗者，鬼神也。为主司者欲定一文章体式而不能自主，况取舍高下之间乎。予屡司衡文之柄闱中，情事往往如此，盖信朱公之事不谬也。
　　
　　这种神话的色彩，足以说明科举士子的能力与运气同样重要，同时在传统话语中，一登龙门的荣耀，只有这样的神秘解释才是足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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