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场的“宽松”之处:考生可串门可抽烟
古人行事也很雷
文/曹苏宁
“不得在试室内随意走动、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喧哗”,如今不管是什么层次的考试,都把以上几条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至于说事关前途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公务员,更是要严肃考场纪律。科举取士时代,考试是读书人的头等大事,考场纪律之严可想而知。因为科场舞弊丢了官帽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更有掉了脑袋的。但在严格的纪律下,考场内也有着不少让今人意想不到的“宽松”之处。
徐一士曾记,其兄佛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开封会试,考到第二场,突然听到有人连声大喊“了不得”,原来这位老兄是,却忘了带烟膏。大家都很仗义,帮忙问遍同一个号的考生,只有两三个和他有共同嗜好的,带的也不多,每人分出一点,还是不够;而且犯瘾者是高干子弟,平时抽的都是高档货,大家凑出来的,他还看不上眼。于是又有人提议,干脆请这一号的号官管理员来想想办法。号官听了欣然允诺,不知从哪里弄了二两上等货来。犯瘾的老兄当然道谢不已。号官也热心巴结:但愿今科高中,将来多多照应。
考场上可串门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是考第二场,有同号的两位还讨论起了头一场的题目,一位号军负责在考场内服役曾是科场常客,听他们谈得上瘾,也积极参与进来,还说得头头是道。这就好比有人在考数学时,对起了语文科的答案,连工作人员都扯了进来。
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进考场后突然得了疟疾,手都在哆嗦,哪里还能提笔答卷?考到一半,同号的宜兴举子徐家杰去他的考舍“串门”,李鸿章叹息——这一科是没戏了。徐家杰就问他,你做了几篇文字了?李说誊清了一篇,还有两篇草稿是做完了,但没力修改誊写了。徐说不怕,我帮你誊了交上去试试。没想到,李居然中了。以二甲三十六名入翰林,后来一路高升、位极人臣。徐家杰那科也中了,不过一辈子只当个县令。
李对徐一直感恩戴德。徐家杰次子徐致靖后来官居内阁侍读学士,受其子湖南学政徐仁铸之托,上书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力主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慈禧拟定七人“斩立决”,头一个就是徐致靖,差点成为“戊戌七君子”。李鸿章竭力援救,觉得自己不便出面,特地拜托荣禄在慈禧面前说情,徐致靖才被改判“无期”,捡回了一条命。
南通张謇是清末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状元,中举之前,曾跟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平定朝鲜大院君之变,名气很大。但早年科场运气不佳,乡试被刷了五次,会试也被刷了四次。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主考是翁同,一心想让张謇中会元。会试试卷要经过抄手誊写,看不出字迹来,只能靠“暗中摸索”。翁同公然嘱咐所有考官,只要是江苏的卷子,一定要认真评阅,把张謇的试卷给找出来。不过考官们还是走宝了,拿到一份江苏的卷子,里面有句话是“历箕子之封”,传说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张謇是到过朝鲜的,以为就是了,没想到发榜一看,是常州刘可毅,张謇的卷子却被刷掉了。
居然误中会元
这还不是头一次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会试,主考潘祖荫也是一心要让张謇中会元,结果中的是无锡孙叔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会试,又是阴差阳错,会元是无锡陶世风。为了一个张謇,江苏的举子接连拿下三科的会元,三位被“误中”的,算是有幸。也有不幸的。刘可毅的大名在题名录里被写成“刘可杀”“”与“毅”形近,后被义和团处死。
会试主考官满场找名士卷子,足见“一篇文章定终身”之说不可信。至于说金殿对策、状元,由于不誊录,人和卷子很容易对上号,更不是看谁的文章写得好。除非皇帝另有想法,很大程度上要看试卷到了谁的手里。
殿试读卷大臣八人,他们推荐的前十本试卷里,一般谁的座次靠前,谁推荐的人也排在前面。甲午恩科1894年的殿试读卷大臣由张之万领衔,翁同排第四翁的日记说他排第三,翁却力荐张謇为状元,翁某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另有三位大臣也附和他的意见,张之万也没办法,只好让他推荐的人屈居探花。
按照殿试的规矩,对策完毕,交给收卷官送给读卷大臣看。张謇殿试时,漏了一个字没补,就交卷出去了。收卷官黄某和他是旧相识,扫了一眼,哎哟,漏字了,就替他补上了。卷中有一句中有“恩”字,按规定要另起一行抬两格,张謇只抬了一格,黄某在“恩”字上面加了个“圣”字,就搞掂了。黄某知道翁同一向器重张謇,补完后直接送到翁的手里。另一位收卷官和榜眼尹铭绶、探花郑沅有交情,郑的卷子交给了张之万,尹的卷子交给了读卷大臣中排名第二的麟书。如果不是翁力挺张謇,状元理应是郑沅。
据《凌霄一士随笔》、《蜷庐随笔》、张謇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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