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口学一般被定义为使用常规或非常规人口技术对现存历史人口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学科。其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历史上详细的人口信息，如人口规模、性别、年龄结构、出生、死亡、人口迁移，并对包括以上人口特征及事件在内的人口变化进行测量与分析。自法国历史人口学家Louis Henry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历史人口学以来，该学科在世界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过去30年中，对中国历史人口学及人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中国历史上生育模式与生育行为的详尽考查及对其复杂性的深入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婚姻、生育模式成为世界上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也常常被作为典型加以讨论。但是，在讨论中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将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婚姻、生育模式简单化、极端化、理想化。例如，在对中国过去的生育模式与行为的认识上，就有一些长期存在的误区。

　　这些误区或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中国历史上的“生育水平非常高”或“异常地高”。二，造成这种高生育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总是“尽可能地多要孩子”，“中国人不仅喜欢要孩子，他们喜欢要很多孩子”。中国历史上“从不存在有意识的生育或人口控制”。三，中国人之所以追求“多生多育”或“竭尽全力地”去增加儿子的数量，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鼓励生育。四，形成这种文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学者和官员“讨论与提倡生育或人口控制”。这些简单且极端的观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泛流行，并对中国的生育与人口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近年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表明，以上的几个观点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或错误。

　　第一，对在许多地区收集的历史人口数据的分析证明，和人口学中通常所说的自然生育率或西北欧一些国家人口转变开始以前的婚内生育率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要低得多。这种较低的婚内生育率和过去中国妇女结婚后开始生育较迟、各胎次间生育间隔较长、停止生育年龄较早有关。中国过去的生育水平尤其是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并不是非常高或异常高。
　　第二，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历史上妇女生育间隔的长短、胎次递进比的高低、停止生育时间的早晚常与其已有子女的存活状况及性别构成有关。一般地说，当一些妇女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后(尤其是儿子多于女儿时)，她们就更倾向于放慢或停止生育。与那些已经生育了相同数量孩子但只有儿子或女儿的妇女相比，她们的生育水平要低一些。这表明，中国人在历史上并不是简单地追求“多生多育”或“尽可能地多要孩子”。相当一部分人对生育数量、子女构成或家庭规模是进行了理智的考虑并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

　　第三，对过去人口行为的研究还发现，在历史上中国人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多生孩子。相当一些人是根据其家庭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去调整生育行为或控制家庭规模的。例如，史料记载，溺婴现象曾在宋代普遍存在。在记录这种陋习时，苏轼、杨时、朱松、李纲、范致明等许多名人都曾记载过在他们所熟悉的一些地区“生子计产授口”或“计产育子”的做法时有流行。很多家庭“不喜多子”，“只养二男一女”。有些地方此风独甚，“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这些记录表明，至少在有些地区，传统的生育文化并不是一味地鼓励“多生多育”。更重要的是，尽管一些人曾听过“多子多福”的说法或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面对生活现实，很多先人很可能会像我们一样去调整他们的生育行为和家庭规模。

　　第四，虽然中国过去不少朝代的统治者把增加人口看成增强国力与繁荣经济的重要条件，但在看到人口压力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后，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和官员讨论人口增长的弊端或宣传限制人口增长的主张，并不像国外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学者和官员“讨论与提倡生育或人口控制”。在这方面，一些中国人口思想史专著已经对韩非子、王梵志、董其昌、徐光启、冯梦龙、洪亮吉、汪士铎等人的人口观点作过详尽讨论。

　　第五，对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及其影响应该细致考察，不应简单化。例如，很多人常常举出“多子多福”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多生多育的依据。这两种说法都有很长的历史。“多子多福”的说法通常被认为来自《诗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出自《孟子》。这两种说法都会对人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但严格讲，它们对于存活子女(或儿子)数量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多”，子女或儿子越多越好，所以就要多生育。而第二种说法则强调要有“后”，或有儿子延续家庭的血脉。当死亡水平较高时，较多的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但当死亡水平较低或已经有儿子活到成年时，继续较多的生育就变得不再重要。因此，第二种观念并不一定要求妇女生育许多孩子。把这两种观念及其影响混淆在一起，不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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