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政府法制》2010年26期，作者：完颜绍元，原题：古代公务接待“三宗罪”

在中国历朝历代，公务接待都是地方官们心中永远的痛。地方官们不办企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说白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萍州可谈》记：杭州城极为繁华，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由此可见，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疲于奔命时是非常痛苦的。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官员们各出奇招。还是这个苏东坡，据说在他任地方官时，一旦遇到公务接待的宴饮，都要召“小姐”来，让赴宴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女伎丝竹之声终日不辍”上，自己趁机休养精神。

接待上级送了命

官场内的基本原则，永远是上级掌握对下级的监察和考核，于是顺从乃至逢迎上级，变成了做下级的本分。再就是无论上级下级，往往都把能否做好公务接待看作是恪守本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清朝人汪辉祖在他所写的“县长教科书”《学治续说》中，多次讲论了接待上司的重要性，特别是上司身边的人，一定要应酬好。并举例说：过去我们浙江有个好县长，省领导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领导出行视察，经过他这个县，这位县长没能满足领导身边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坏，暗中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应供给全部撤走，领导还当这个县长故意怠慢，大为生气，逮一个借口便将他参劾撤职了。

现实中这样活生生的例子非常多，于是乎，公务接待中剥下媚上蔚然成风。在明代，抚按驾到的时候，不管你是府官、州官还是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都想争取给朝廷要员留个深刻印象。曾经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忆说，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与下级的逢迎备至相对应，上司及其身边人作威作福，压迫下属，更是寻常现象。明代宪宗时，嘉兴府椽出身的通政司参议叶某随大理寺少卿熊概去东南巡视。有一天，他们住在嘉兴公馆。熊概嫌公馆招待不周，下令痛打嘉兴知府派在他们身边听候使唤的府椽，打完之后还不停地骂骂咧咧。叶参议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对哭丧着脸儿的郡吏们从容说道：“诸兄当自勉。当年我也是在这儿挨了多少打骂，才熬到今天。”熊概听到这句话后，非常惭愧。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科试，由陆川知县承办接待。从四月初四抵达郁林，到五月初一离开，梅学政仅仅让随从逐日付出“蔬菜银”二十六两，而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继续多次刁难，并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的王升、陈忠等人。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好，我一定要参究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居然双膝下跪，说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你家人吧。”说完，就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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