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办案重“口供”，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办案特别是打击时的不二法宝。

一些朝代规定了法定刑讯工具，唐朝使用的是“囚杖”，宋朝使用的是“荆子”，清朝使用的是“竹板”或“夹棍”，也就是说，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使用这些刑具是合法的。汉朝重用张汤、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武则天重用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皇帝创立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等机构，无一不是靠“刑讯逼供”而臭名昭著。

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不仅“以其人之道”，刑讯逼供了自己的“同伙”周兴，发明了成语“请君入瓮”，还撰写了一本让世界人民震惊的著作《罗织经》。

此书不仅是“整人经”、“害人经”，还是“刑讯经”，收录了“凤凰晒翅”、“玉女登梯”、“仙人献果”、“突地吼”、“死猪愁”等刑讯逼供手法，比“躲猫猫”的科技含量要高得多。审讯前，来俊臣一般先请囚犯“参观”刑具陈列室，囚犯们看后，很少有两腿不发抖，冷汗不直冒，精神不崩溃的，再清白的人也都乖乖认罪。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等机构，又把《罗织经》的精髓发扬光大，酷刑之下，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

尽管刑讯逼供肆无忌惮，但史上仍有一些人勇敢的人站了出来，给残酷的刑讯逼供史平添了些许温情。

首先，一些明君通过法律抑制刑讯逼供。《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根据这一原则，秦朝又对审讯罪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东汉时期，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不难想像。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意思是只能对涉嫌抢劫的犯人审讯时动刑，其他类别的犯罪不得搞刑讯逼供。

尽管有法律抑制，但仍有不少官员为了提高破案率，也会钻法律的空子，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引得天怒人怨，于是，历史上第一个向刑讯逼供宣战的人闪亮登场。

此人就是东汉和帝皇后邓绥，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近16年，临朝期间，她不仅6次大赦天下，而且通过亲自审问囚徒，平反了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免去死罪的有36人，其他罪过的80人，并严惩了16名为泄私愤而搞刑讯逼供的官吏。

如果说邓太后是以一己之力，点燃了古代反刑讯逼供的第一缕光亮的话春秋时期曾有“晏子巧谏齐景公减刑戮”的事，但那是针对刑罚酷刑，而非针对刑讯逼供，那么隋文帝则是从理论和制度层面，第一次全面规范了审讯工作，被称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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