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仍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地方文献和文人文献中，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祝英台竟然能够在三年之中不露其女子身份。而在后来的梁祝故事传说中，特别是小说戏曲类文本中，这个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绕过的。
　　
　　仅就宋张津《干道四明图经》中所引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晚唐张读《宣室志》以及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这几种较早且相对完整的有关梁祝传说的文献而言，几乎是只字未提及此事。
　　
　　《干道四明图经》文中就“义妇冢”作解释说：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即鄞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质朴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上述文献一是提到梁祝曾经同学三载(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材料中还提到“旧记”，表明有关梁祝传说此前尚有文献记载)；二是山伯与英台同窗期间，并不清楚英台的女子身份；三是对山伯的道德品格予以肯定，称其“质朴”。文献似乎是在暗示，英台身份之所以没有泄露，与山伯“质朴”的品性有关。有关梁祝同学，张读《宣室志》中叙述如下：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
　　
　　与初唐梁载言的文字记述所不同者，张读的记述中增加了数处关键信息，一是英台“伪为男装游学”；二是二人“同窗两载”后，“祝先归”“山伯访之”。山伯因何访之？文字材料中没有说明；三是山伯探访英台之时，才知道英台为女子之身，“怅然若有所失”。换言之，同窗期间(尽管此文献说是两年)，山伯还是不知道英台女子身份。至于为何如此愚钝，文献中也没有说明。
　　
　　宋代李茂诚的文献中增加了梁祝二人路遇结伴的细节，但也没有追问英台缘何三年未露其身份：
　　
　　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知者。……
　　
　　而在民国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其它故事传说中，多引所谓“金砖说”“纸灰盒说”等，来说明祝英台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女子清白之身不致泄露的。香港电影《梁祝》中，又引入了所谓“水碗说”──祝英台与梁山伯虽同处一室，但每逢夜宿，辄与山伯之间放置一水碗，以防越界。
　　
　　这些说法，固然有趣，但大多是后人附会，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这一民间传说能够成立的疑虑，也就是英台与山伯同窗三载而能成功“隐身”，乃是梁祝传说得以成立的基础。倒是有些民间传说，说英台父母因无他子，从小就让英台着男装，几乎是当男子来养。这就导致了英台在外形、性格、行为等方面，几乎与男子无异。于是乎出门游学的英台，根本不需要再作什么额外伪装。这固然是一种说法。
　　
　　还有传说是英台出门游学，年龄不过在十四至十六岁之间，当时性别特征尚不分明。再加上英台临出门前在母亲经堂中发有誓愿，所以时时警惕，故未泄密。
　　
　　也有说英台装扮的是一个读书人。而古代读书人所崇尚的知识性格本来就是一种带有中性色彩的“温柔敦厚”。这种性格界于男、女性别之间，具有一种知识身份上的“中间性”、“模糊性”或者伪装性。因此，英台与山伯同学三载而不被其识破。当然这也与山伯“质朴”的性格有关。有的文献说山伯性格不是质朴，而是愚诚，也很有趣。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文/段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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