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阿房宫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然而现代考古学家却说，阿房宫并没经历过火光之灾。有太多相似的例子证明：其实，我们却对古人、古事误会深重

　　戏台上曹操一亮相总是白脸；诸葛孔明就是德艺双馨地一年到头摇着鹅毛扇，若被问及原因，孔明还有可能回答你“我需要保持冷静”；项羽就是宁为玉碎的悲情英雄；那个曾负荆请罪的廉颇，则习惯性被我们默认到“老生”的脸谱选项。

　　廉颇负荆请罪的时候，真如中学语文课本所说，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老将军”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张港著)里，作者用十分简单的推理分析道：《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公元前283年，廉颇被拜为上卿；公元前279年渑池之会后不久，发生了负荆请罪的故事；到了公元前240年，才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典故。根据战国时代的平均寿命、卫生条件和科技架构，将公元前240年左右的廉颇判断在70岁上下，是合乎逻辑的，那么负荆请罪时的廉颇，则是不及30岁的大将军。

　　在历史学者眼里，关于廉颇是青年还是老年的纠结，根本是个没有争议的“伪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告诉记者，“这个答案，翻阅一下《史记》，做些简单推论就能找得到。”

　　同样在历史学者与一般民众的认知间反差较大的，是对诸葛亮的评价。年轻学者张程在其著作《给历史把脉之疑难杂案》里，将刘备费尽心机拜访孔明的原因，归结于诸葛亮背后拥有的强大社会阶层和政治资源，而非民间共识里孔明暗夜萤火虫般的盖世才华；而诸葛亮娶黄氏的原因，也非注重内在美的独特眼光，而是黄氏这个“大龄剩女”，是大名鼎鼎的荆州世家黄家的女儿，与显赫家族的联姻，是诸葛亮实现雄心壮志的工具和手段。

　　“把历史人物的性格压缩成平面，非黑即白，是不客观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性格侧面，古人亦然。诸葛亮是一名权臣，他人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其事业护航。”张程这样对记者解释：“他不放心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事必躬亲，结果活活把自己累死，但后人只记住了他的死因，把他的一生简单误读为那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学戏说，古今共有

　　普通民众为何会对廉颇、曹操、诸葛亮有这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学博士田率看来，其缘由主要是对这些人物进行文学艺术 “再塑”时，创作者本身对其有所误读，而后世又口口相传以讹传讹。

　　中国文学的枝蔓一向倚重现实主义，在诗词里借古咏今、借古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都是造成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不相符的原因。杜牧在《赤壁》里写下著名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赤壁之战发生于208年，曹操的铜雀台则修建于赤壁之战的两年之后，即210年。仍然是这个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让项羽一把火烧掉了气势恢宏的阿房宫，但2003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阿房宫城墙，虽然阿房宫是否建成仍是“历史存疑”，但它却的确未经历过灭顶之灾。只是，它借由诗歌白白赚取了世人两千年的叹息。

　　如果说古诗词对历史的误读尚有漫不经心的成分，到唐传奇、宋代话本和元杂剧兴盛以后，对历史有意识地“添枝加叶”和“移花接木”就大规模流行起来了。

　　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鲁迅先生所称的“早期‘古小说’尚不作‘幻设语’”，大致是称其有尽量保持客观的初衷。及至唐宋，市民阶层富足成熟起来，城市休闲的一项惯常消遣就是听说书人讲故事，而历史小说是其中的重要题材。宋代称这些人为“说话人”，其表演场所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听众既广，事业又繁荣，说书人免不了为了保证票房而信口开河，时间久了，一部部情节跌宕、戏剧冲突强烈的“历史大片”就这样慢慢演化成“历史”。

　　同皓首穷经地苦读史书获取真相相比，听“话本小说”显然受众更多，流传度更广，如快餐般更速食简易。人们从中获得戏剧冲突的快感，得到身心消遣，顺便普及了历史人名和知识点。诚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所说：“戏说一事，现代人为之，古代人同样为之。”

　　宋朝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述了开封的“说话人”讲述三国故事时的生动场景。《三国志》作为观众点播率奇高、叫好又叫座的畅销段子，说书人每每讲到“刘关张桃园结义”一幕时，都能按时赚取观众一票热泪；讲到刘备取得阶段性军事胜利时，则能收获具有朴素道德观听众的满足的唏嘘。“但历史上桃园结义是根本没有的事”，李凯这样认为，“这些杜撰只是迎合了人类最朴素的关于情意的美好设想。”市民阶层没有话语权，但也有表达自己价值观或政治倾向的诉求，所以对历史故事有选择地相信，甚至想象，也成为误读的一种成因。

　　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在戏曲这一形式繁荣之后达到顶点。陈寿在晋代编写《三国志》时，曹操还是名正言顺的正面男主角，到了清代的三国戏里，曹操已完全演化成又野心勃勃的反派男一号。相反遭遇的是诸葛亮，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就是虚构，草船借箭，挥泪斩马谡，舌战群儒等等，这些全不是史实。”然而诸葛孔明被后世书写者推崇备至的原因，历史作者罗兴文在《被误读的中国历史》中这样解读——罗贯中和大量拥葛派身怀“为王者师”的情结和理想，从而把诸葛亮演化成了超越个体存在和历史存在的神化符号。他的精神更符合以儒学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他的人生更能满足一些人的情结和理想，从而才更有生命力。

　　而廉颇在戏曲舞台上的“老生”定位，历史学博士田率认为，一定程度是源于人们对“知错能改”这一德行的推崇，将这一操行放在一名位高权重的老人身上，会更加值得赞赏。历史上有“改臣”一词，“廉颇就是一名改臣”。

　　在田率看来，文艺作品一旦揉进虚构的哪怕一丝成分，已不属于历史范畴，那不过是点缀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艺术作品，不可用客观或严谨性来衡量。你可以说周润发的孔子很有味道，但这是胡玫的孔子，只适合用金马奖的标准衡量，而非史学家的眼光。

　　史学界的误读是个迂回难题

　　剥离了民众对“历史故事”的误读之后，“历史学”内涵下的误读，同样是古今中外历史道路上迂回的难题。

　　中国历史既深且广，对卷轶浩繁史料的辨别筛选首先就困难重重。“时间是一种暴力，它让一切变得不确定。”尽管学者们对史料真实性的争论从未间断，但研修历史的李凯博士仍认为中国古代的官修历史，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值得信任的，这得益于中国历史上完备和高度成熟的史官制度。

　　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里，稍微窥到点一个史官的职业修养——齐国大夫崔杼不满意自己被齐庄公戴绿帽而杀了齐庄公，齐太史记录“崔杼弑庄公”。之后，崔杼杀了齐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庄公”。之后，他也被杀，另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又被杀，又一弟还这样写，崔杼终作罢。

　　作为研究历史的主体，人的因素同样是使历史客观性存疑的重要起因。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说过，“历史是史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如何摈除政治环境，思想倾向，个人体验等因素的影响保持中立，是从实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喋喋不休争论的重要节点。学者张程在尝试过许多方法后，选择用“还原进入”的方式，完成客观性的保持。这一招近似于电影表演的情境还原法，或法庭审判的“依常理判决”，人类学家称之为EMIC，它同样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之一。

　　李凯博士认为，引起史学界误读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托古造假”的集体习惯。自己辛苦著出来的书，要托上古人的名字，才能师出有名，借以烘托权威感。荀子有文章《非十二子》，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子的孙子子思，“案往旧造说”，意即：不实事求是考证，随意地编造和发挥。有学者认为，这基本上等同于现代的学术造假。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战国纵横家书》里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纵横家苏秦与张仪，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读，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的造假”，李凯这样说。

　　历史是一项太过繁复浩大的工程，而本就真假难辨的“正统史学”与来自民间的“文艺想象”再度纠缠碰撞时，便共同构成我们对过往人类生活的误解。

　　但普通民众若只想进行历史“普及版”学习，不如在看多了《赤壁》和《康熙微服私访记》后，稍微用《百家讲坛》“中和”一下离题千里的“真相”，即便是快餐，也可以选择相对低碳环保的配料，如果你想入口的不仅仅是娱乐。

　　历史存疑

　　公孙大娘是老大娘吗？

　　古代的“娘”，可以泛指所有女性，许多女孩子的名中有个“娘”字。公孙大娘的“大娘”只是排行，她不过是公孙家排行第一的大女儿。

　　“血气方刚”说的是中年人？

　　成语“血气方刚”出自《论语·季氏》，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很明显，孔子说的“血气方刚”是指壮年人，并不是青年人。

　　李白酒量并不大？

　　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再看《公羊传》：“熊蹯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斗就是喝酒的杯子，能够顺手拿起来投人，体积一定是有限的。

　　刘墉非罗锅？

　　刘墉名“罗锅”出自传说。说的是，一天上楼，皇上看着刘墉弓身爬楼梯的样子很可笑，就出了个谜：“后辈(背)更比前辈(背)高。”这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说：“你就是罗锅！”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皇上的金口玉言，从此刘墉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

　　马谡病死狱中？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家喻户晓。可是，《马谡传》却是说：“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物故”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可见，马谡是被判了死刑，死刑没有执行，马谡就在狱中死去了，没等诸葛亮挥泪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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