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八五九年秋天，两个传教士准备在曾兰生的陪同下，到南京去访问太平叛军，并邀我同行，我决定随他们前往。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一八六年十一月六日我们乘“无锡快”船离开上海，那天正赶上东北风，风力强劲，一路顺风而下。只有一小时遇上退潮，只好逆潮而进。天气晴朗，大家都兴致勃勃。可巧船上带有一幅美国国旗，一时乘兴将它升到船顶，随风飘扬。但冷静一想，又将它扯了下来，以免惹人注意，阻碍我们达到此行目的。我们没有取道通往苏州的淞江公路，而是绕道而行，躲避官兵的盘查，以免被遣返上海。因为听说官方的炮艇正停泊在淞江。我们发现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以内的村镇都很平静，看不出有政治的迹象。农民正忙于收割稻子。

这里要提一句，当我在内地，太平军已攻克苏州，因之租界里的外国人唯恐上海和租界地受到突然袭击，所以中国炮艇在淞江防守，外国人的岗哨也伸延到租界地分界数英里以外。

十一月九日早晨，我们到达苏州。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挠，也未遭官兵或叛军的盘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人处理事务是多么懒散而又粗心大意，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到达苏州娄门以后，我们必须在此停留，等待发给通行证。苏州此时正处于军事管制，凡入城者都必须有通行证，出城时再交回。我们希望进城见主将，由他写几封介绍信给沿途各城市的首领。因此我们就派两人到他们的指挥部去探询，能否允许我们进城。我们在娄门附近的岗所等待一个多小时，他二人终于回来了；他们是由警长所派的使者送进城的，现在仍由他护送回来。我们得到了许可，四人一同进城。当时行政长官不在，我们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将领，此人身材高大，着一件红衣。一见面他矫揉造作地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但是这种傲慢很难以掩盖他缺乏坚强性格的实质。渐渐地他就开始仔细盘问我们，探询我们去南京的意图。不管怎么说，他是善意地接待了我们。他交给我们一封去见丹阳主将的介绍信，并为我们准备了由无锡至常州沿途的护照。在刘氏的接待室内，我被介绍给四个外国人，其中两个是美国人，另外两个，一个是英国人，一为法国贵族。其中一个美国人自称是医生。那个英国人据我看可能是个军官。至于那个法国人，前面已经说过，自称为贵族。

这些人无疑都是冒险家，各有自己的打算。其中一个美国人有一支来福枪和一些弹药要出售，因为要的价钱太高，当时就被拒绝了。那个法国人因为破了产，所以跑到中国，想发一笔财。同来的两个教士听到刘氏很流利地朗诵了上帝赞美诗之后，大为高兴。傍晚我们回船时，刘氏馈赠许多雏鸡和一只山羊。这样，我们在赴丹阳途中，就有了充足的给养。十一月十一日早晨我们离开苏州。到达无锡时，我们的护照受到检验，叛军对待我们很客气。主将还设宴招待，事后又赠送了许多干鲜果品，并亲自送我们上船。我们交谈很久，最后由他朗诵赞美诗作为结束。

十一月十二日离无锡去常州。从苏州开始就沿大运河而上。运河两岸情况良好。我们所见和遇到的往来于丹阳、苏州之间的人，大多数都是叛军，船只却很少。围绕运河的那些城市，它们之间的乡村，似乎久经废弃，野草丛生，没有任何庄稼。一个不明情况的旅客，自然会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太平军，其实官军作为交战的一方，对此同样负有责任。我们在大路上所遇到的叛军，总的说来是很有礼貌的，并且尽力设法保护人民，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凡有烧杀掳掠及虐待百姓等行为的人，都处以死刑。我们夜间到达常州。无锡和常州之间沿途的房舍都空无居民。偶然可以遇见几个提着小篮子的人，站在河岸上叫卖煮鸡蛋、橘子、糕点以及蔬菜猪肉等。这些人主要是老年人，脸上带着痛苦和失望的神情。十一月十三日早晨六点，我们继续前进，直趋丹阳。接近丹阳的时候，看到那里的人们似乎已经有了信心，田地好像也已经耕种过。叛军对老百姓相当照顾，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早晨我们见到数约千人的队伍，正开赴丹阳。我们当天赶不及进城，就停泊在丹阳附近，但城垣已清晰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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