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灰色生存》，宗承灏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发生了一起震古烁今的大案，准确地说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的头号贪污大案：甘肃贪污案。
　　
　　此案涉案人员之广、官员级别差距之大都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在这场肃贪风暴中，从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员，贪污白银2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一场肃贪之风横扫过后，甘肃官场为之一空。有人总结甘肃贪污案的特点：无官不贪，而且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地。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生态系统。
　　
　　这难免让人联想起香港黑帮片中常见的桥段：一个黑帮老大，将一把枪或者砍刀塞到一个人手里，让他去干掉另一个被打得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个人通常是他的手下或者即将成为手下的，而且没有犯罪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得很正派。
　　
　　这样做的目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你和我们一起杀了这个人，你就是同谋了，就是自己人了。既然你是自己人，就不用担心你出卖我们了。
　　
　　整个甘肃官场，当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谁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谁都别想洁身自好。你不和大家一起玩，怎么能放心你啊？你不和我们一起干，就是不上道、不识时务，升迁、提拔的时候只有靠边站。要黑大家一起黑。在那样的酱缸环境里，谁都别指望做一只独善其身的“白乌鸦”。
　　
　　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官场的“齐黑”效应。
　　
　　现代社会民谣“四大铁”里的后两条说的就是此类现象，“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齐黑”讲究的就是凡事“一起”，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相同的利害关系让彼此结成了命运的共同体。
　　
　　在长达七年时间里，连续向朝廷谎报全省连年大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全体官员集体配合，玩了一出“齐黑”效应，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被揭穿的。要做到“齐黑”，那就必须要将这条权力链上的每一个官员都拖下水变成共犯，很多时候，还要把好人硬生生地逼成坏人。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曾经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望。
　　
　　王望是山西临汾人，是通过举人捐纳知县走上仕途的，历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从京官调任甘肃布政使，相当于甘肃省省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在当时，甘肃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用于该地购买粮食，以抚恤当地的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
　　
　　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规定：各州县存储米谷，大州县存1万石，中州县储8千石，小州县存6千石，全国统一标准。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局部地区的粮食储备数额进行了调整。在当时，像甘肃这样的落后地区，当地的老百姓没有其他收入，就靠两亩薄田来维持自己的生计。风调雨顺之年，老百姓都难以糊口，如果不幸摊上灾年，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朝廷也对这一地区出台了特别的抚恤政策：该省大州县存谷2万石，中州县1万6千石，小州县1万2千石。由于区域之间差异性较大，根据不同类型，朝廷往往会制定不同的标准。
　　
　　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也就是国子监的学生。比如说，文学大师曹雪芹的叔祖曹荃，叔伯曹颜、曹也都是“捐纳监生”出身。监生并不是实际的官职，而是“晋身之阶”。通常情况下，读书人需要通过层层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才能做官。但对于那些达官显贵、豪门巨富来说，他们可以不用参加层层考试，只要用金钱买到监生的身份，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为步入官场打开一条捷径，这就叫“捐纳监生”。对于他们来说，钱不是问题，不去捐纳监生才是大问题，打通做官的通道争取早日出仕，用财富兑换权力，然后再用权力为财富护航、反哺财富才是一桩的买卖。
　　
　　《红楼梦》第十三回就有贾珍向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为贾蓉买五品龙禁尉官衔的一段精彩描写：
　　
　　戴权会意，因笑道：“……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忙命人写了一张红纸履历来……临上轿，贾珍因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
　　
　　一个是挥金如土、一心想依势求荣的纨绔子弟，一个是熟谙世情、惯于中饱私囊的老奸巨猾。他们明明是在走权力的后门、行贿受贿，但做起来是何等冠冕堂皇，而又舒展自如。
　　
　　当时的甘肃就因这种方式而迅速张开了一张灰色的权力网。省内外商民跑到甘肃省的地盘上买来监生头衔后，他们并不奢望能够进京入国子监去读书。获得监生头衔后，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
　　
　　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外商跑到甘肃的地界上来“捐纳监生”？主要是因为甘肃开捐的价格比其他的地方要低得多，每名监生只需捐麦豆四五十石。当时一石合28千克，四五十石相当于1400千克上下，按照今天的市价也就是3000多元钱。
　　
　　这种做法刚实施几年，就暴露出了诸多的弊端。那些经手的地方官借机大捞特捞，挪用捐纳的钱粮，有的嫌收取实物太麻烦，还要折收银两，干脆就直接收钱。时间长了，政府也就摸清了底数，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朝廷只好恢复拨钱购粮的老办法。这时候，户部每年都要给甘肃拨银一百好几十万两用来采购粮食。
　　
　　可让乾隆皇帝感到奇怪的是，虽然自己每年都要向甘肃批拨专款，可这一地区年年都打报告上来，哭着喊着钱少粮缺。虽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哭，难免会让人生疑，因为朝廷是按照大灾之年的标准划拨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打报告要求能够恢复捐监旧例，乾隆皇帝也同意了。但这一回，乾隆多长了心眼。他不能再继续当这个冤大头，时间长了，下面那些官员们评价自己会用四个字：钱多人傻。乾隆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办让自己信得过的事。
　　
　　王望走马上任时，向乾隆皇帝拍着胸脯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暗地里却另有一番勾当。乾隆这个冤大头当得实在是冤枉，自己挑选的官员，却在做忽悠自己的事。
　　
　　为了能够捞取好处，王望和总督勒尔谨在私下里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们下令全省各州县捐监都不要再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省长王望和兰州知府(相当于省政府所在地的一把手)蒋全迪那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各地仓储都是底朝天，空对空。
　　
　　有句话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实践证明，王望不愧是乾隆信赖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皇帝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糊弄了皇帝，占了皇帝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当官。
　　
　　但一国之君又岂是三岁的毛孩子？要让他当这个冤大头，还是需要动动心思的。对于王望这样的官场老油条，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他很快就找到了让乾隆当这个冤大头的办法。
　　
　　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以灾谋利。同时下令各州县也要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堂堂的知府都敢带头忽悠中央朝廷，也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毕竟上面追查下来，有高一级的领导在那里顶着，天塌下来也砸不着他们。
　　
　　这股风气一开，整个甘肃地界的权力食物链，每一个环节都在上演着同样的猎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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