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上海史的书都描述过上海人初遇洋人的情形：他们以盲目的优越感，好奇并略带鄙夷地打量着那些长着深目高鼻的洋人。即使1842年上海被迫开放口岸以后。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巴富尔初到上海的遭遇。
　　
　　那是1843年11月8日，33岁的前印度炮队连长巴富尔乘着“麦都萨号”轮船来到上海，就任驻沪英国领事。巴富尔的第一夜是在船上度过的，第二天，他就为住处发愁了。这时一位姓姚的商人主动解难，请巴富尔一行下榻自己的宅第。然后奇怪的事就发生了：每天，巴富尔他们无论是吃饭、喝水、穿衣，总是有人围观。原来这位好心的姚姓商人是有大目的的——把洋人作为展品，售票参观。
　　
　　巴富尔的华人仆人也没有对主人表示出应有的敬意，总是任意闯入他的房间，一边做事一边唱歌。巴富尔不知道，上海人之所以敢如此不恭，是因为在上海人眼里他们都是“夷人”。他开创建设的租界是“夷场”。“夷”是什么？苏东坡说“譬若禽兽然”。
　　
　　有意思的是，在，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总是害怕洋人与人接触，怕的是草民被带坏了，不好管。于是每有洋人来华，总会被隔绝在一个区域里。比如1793年，马噶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访问北京，18世纪远离城区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还有19世纪的所有租界区，都是被客气地接待，被有效地隔离。
　　
　　也许，上海人与洋人真的就能做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却来了个意外。1853年，因为上海县城爆发小刀会起义，长时间的战事，迫使大批上海人涌入平安之地——租界，于是华洋极不情愿的会面了。住进租界的上海人结果如何呢？真的被“带坏了”。
　　
　　租界拥有自治权和独立的法律，许多法规，都是华人向不以为然的，比如禁止随地吐痰、便溺，乱堆垃圾。有的法规则是闻所未闻，比如行车靠边，左去右来；人车分道，各行其道。不以为然与闻所未闻都会导致触犯法规，都要被罚。有好些人被罚时还振振有词：“马车可行，人岂不能行？”租借管理者工部局铁面无私。中国人向来以为的法不责众，在租界失灵了。
　　
　　失灵的不仅是传统生活习惯，还有长官意志。比如上海的父母官道台经常会发些告示，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凡是“越权”的告示，工部局就迫使道台撤回。1885年，公共租借妓女违反禁止进入茶馆的告示被逮捕，工部局董事会立刻**。董事会认为，茶馆已经缴纳捐税和执照费，妓女进入茶馆对租界治安也无妨碍，凭什么逮捕？知县不能随意干扰租界内良民的生活。
　　
　　1883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光临公共租界，那情形大家都很熟悉了：随从士兵们耀武扬威地在马路上夹道“迎驾”。不仅荷枪实弹，而且用刺刀驱赶过往行人。董事会遂提请道台注意，道台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中国的常规，但凡有大官路过，行人都必须靠边站，以示尊敬。确实，一向自称为“父母官”的县老爷们，从不认为法律与他们有关。即便是制定了法律，也不当回事。但是，这种蔑视法律的行为，在租界行不通。
　　
　　写到这里，也许会被人拍砖，租界的自治和法制，都是中国主权丧失的表现，是屈辱啊。确实，那是中华民族不幸的一页。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一法大于权的意识的熏染下，上海人懂得依法行事，有了契约和独立人格。《上海编年史》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1874年，一位叫阿明的华人与工部局签订合同，成为一名马夫。后来马生病了不能干活，工部局打算把马卖掉并取消与阿明的合同。征求阿明意见时，阿明同意了并在草拟的备忘录上签字。但是阿明后来又反悔了，并致信工部局。阿明于是被请到董事局申诉。结果是，备忘录被销毁，阿明留用。令人感慨的不仅是阿明这样一位劳动者所具有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阿明的居然能够成功。这事成为晚清上海县城的奇闻。
　　
　　上海当之无愧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引领者，但是如果上海人没有遭遇洋人会怎样呢？历史没有如果。遗憾的是，上海曾经具有的法制意识，契约精神，到今天，在中国也未能成风。选自《中华》2010年第5期撰文/黄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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