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分科观念和学科门类，是晚清时期受西学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来没有分科观念？是否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科体系？这是考察近代学术分科问题之前必须弄清的重要而复杂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亦无专文系统阐述。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的分科观念及学术分类体系的初步考察，力图弄清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之基本特征。

一

“分”、“别”、“类”等观念，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产生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自然产生之重要观念。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分，别也。从八刀。”分，指分别。而“八”的原义，指“别”。《说文解字》曰：“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凡八之属皆从八。”[1]这是秦汉时期对“分”的理解。实际上，在先秦典籍中，有关“分”、“别”的记载也较多。

中国象形文字，传说是黄帝时仓颉所造。许慎《说文解字》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每（右丝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虎（右足旁）亢（下走之）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2]

“知分理”然后能“相别异”，有了“分”“别”观念后，方能“初造书契”。书契造就后，方会“百工以义”，各守其责，万品以察。因此，许慎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3]最初之“知分理”与“相别异”，显然是“依类象形”的结果。这说明中国在传说的黄帝时代，已经有了“以理群类”、“分别部居”观念。

春秋时期，有关“分”、“别”的记载更多。《论语·微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此处的“分”，指分别。《礼记·曲礼上》：“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此处的“分”指分理财物。“分”之概念在战国后期典籍中频繁使用，说明“分”逐渐成为当时的普遍观念。《荀子·个相篇》曰：“辨莫大与分，分莫大与礼，礼莫大与圣王。”《荀子·天论篇》曰：“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这实际上有了“天人相分”思想。作为名词的“分”，指贫富、贵贱、长幼等社会地位差别，即“名分”。《荀子·王制篇》曰：“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荣辱篇》亦曰：“况夫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可见，“明分”观念比较强烈。《荀子·王制篇》曰：“人何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又曰：“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韩非子·扬权篇》亦曰：“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将“名”与“分”区别开来，“名”用以确定事务的绝对位置，“分”用以确定事务在现实中的相对位置，表明此时人们对名、分之认识更为深入，“分”之概念更为细致，其外延也愈来愈大。

“名分”一词联用，最早出现在战国末期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中：“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十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又曰：“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故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矣。”[4]

秦汉以后，“分”之概念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概念。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提出“理一分殊”：“《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义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5]此处所谓“理”，指大道，理一而分立、分类者多，“分”成为总名。“分”可以组成众多相似的概念，如与类、科、条、目、列、道等“类名”相连，组成分类、分科、分条、分目、分列、分道等，均表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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