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它为推倒学术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 “九流出于王官说”而发。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尊经崇古重官学轻私学的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 “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本文由此来考察：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过程中，胡适所起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用。

关键词  胡适  诸子不出王官论  范式

引  言

自从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时起，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讨论逐渐蔚为风气。所谓“典范”或“范式”，据余氏对库恩理论的概括，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所起的“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此书从学术思想史的广阔背景和内在理路清楚解释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中心地位，其中自然包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典范意义。[1]可谓纲举目张、点到为止。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密切相关而又独立成篇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论及胡适的“考据文字”对当时“上层文化”的冲击时，特举“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例加以说明：

他的“暴得大名”虽然是由于文学革命，但是他能进北京大学任教则主要还是靠考据文字（原文有注，此略──引者）。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也是他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所以，就胡适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2]

这段文字，旨在强调“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就胡适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颇为有见。但余英时认为“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此说不确。试比较胡适于1917年4月11日与16日所作两则日记[3]可知：此文为推倒学术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刘、班旧说而作，所以拟文之初并未考虑要对章太炎有所批驳。因为对仍固执此说且系统发挥此说的学术权威章太炎不能置之不理，后来才特意安排了那一节，并在文章的开头就直点章太炎的大名。[4]胡适素以“国人导师”自期[5]，怀抱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且看分晓罢”[6]。的新一代归国留学生的强烈自信，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确可认作 “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但是若将该文视为“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则不单不能成立，而且仍不免小看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7]

本文关心的是，“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影响何在，此项创说为什么不是由别人而恰恰是胡适提出的，他是如何建立新说的，通过对此说创建、影响、意义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加深对胡适在现代学术范式建构中的作用的认知，并从一个侧面增进对故国学术、文化转进翻新之历程的了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