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尚未确立，百家得以争鸣。邹人孟子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道自任，批杨朱墨翟之流，以鼓吹仁政、性善之论，游说于魏、齐、宋、滕诸国，虽雄言善辩却不为所用，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掌故了，所以我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还是说点更有趣味的事情吧，让我们感觉这些古人其实是曾经那么有血有肉地活着。

读《孟子》时，其实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孟子的个性，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我就借用了"愤青"，这是拜当今已将"愤青"一词的意义从曾经的"无知青年"更替为"有极端思想的人"所赐。为了不致于滥用了"愤青"，我再给它戴上顶"战国"的帽子以示规范。这样一个愤青孟子，是属于战国时代的。

孟子的极端思想之一就是他把"仁德"发展成了"仁政"，为什么说这是极端思想呢，因为它不合时宜。应该说那个时代最不识时务的就算是孟子了。历史证明，江山都是打出来的。天下大乱之时，大大小小的各国忙于合纵连横，惟求生存自保，战争之类的事情才是当权者最感兴趣的，如果想施行以仁德治国的仁政，说不定还来不及搞教化，就羊入虎口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吗？孟子偏偏左一个"仁者无敌"，右一个"与民同乐"，这粑粑虽然好吃，可是磨子都还没造出来呢，当权者只好左耳进右耳出，孟子无非是当了个陪聊的角色。

偏偏孟子的信仰很坚定，个性很执拗，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于是一个战国愤青现世了。看孟子的言谈举止，几乎就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来看看他对王、对各级官员、对持不同主张的人、对学生的态度吧。

对王，孟子从来就是毫不客气的。因为他主张"君轻民贵"。认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魏惠王问："老先生，你不远千里到这儿来，将会对我的国家有利益吧？"孟子直挺挺地就说："王！何必曰利？亦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与齐宣王问答，更是把齐宣王逼问得节节后退，以至于"顾左右而言他。"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死了三十三个官员，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却说："您的百姓可得着报复的机会了。"（《梁惠王下》）孟子准备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自己染了风寒不能吹风所以不能上朝，如果孟子可以上朝，他才去临朝办公，按说这个态度还不算太糟糕的吧？孟子可不依，一听这话，知道齐王不诚，立即推说自己也不幸而有疾，不能上朝。这个态度，可算是对王的大不恭了。

对各级官员甚至同僚，孟子同样报以尖牙利齿。齐王攻燕，燕反抗，齐王后悔未能听孟子的劝，齐大夫陈贾见孟子，想以周公也有过失来掩盖齐王之过，孟子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直接批评陈贾为齐王的过错找托辞的做法。孟子离开齐国，宿于书县三日，一个想替齐王把孟子挽留住的人恭敬地坐着和他说话，孟子不理会他，伏靠几而睡。那人不高兴起身要走。孟子说："坐下来，我明白地告诉你。……你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却在这里用空话留我，这是你跟我决绝叫还是我跟你决绝呢？"（《公孙丑下》）宋大夫戴盈之向孟子请教关于关税和赋税的事，希望逐年慢慢减，孟子以偷鸡为例，意思是月偷一鸡比之于日偷一鸡，都是不义之事，这不合道理的事应马上停止，而不是等到明年。批评之尖锐，当令戴盈之之辈战战兢兢了。

对持不同主张的人，孟子的批评也是不遗余力。原本是儒门子弟的陈相见农家许行，改信农家之亲耕亲种的学说，孟子不仅讥讽许行是个南蛮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而且尖锐地批评了陈相背叛师门的行为。（《滕文公上》）对于杨墨两家的批评，孟子是完全不积口德，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骂别人是禽兽，可见孟子为推行他的仁政学说，已到了痴狂的地步。

对弟子、小辈及向他请教的人士，孟子也不留情面。乐正子应该说还是得到过孟子的一些称赞的，可是却因为未能很好的尽到礼数而挨了批评。乐正子到齐国，第二天才去拜见孟子，孟子话里有话地问："子亦来见我乎？"乐正子诚惶诚恐地说："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孟子问他为什么没有当天就来见自己，乐正子说没找好住处，孟子反问："你听说过，要先找好住所了才来见长辈的吗？"这个乐正子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认错了。话说到这里也该算了，可是孟子还要跟着批评一句："你跟王子敖来，原来就是为了饮食。我没想到你学古人的大道，就是为了吃饭。"（《离娄上》）这和孔子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几乎是一个模板出来的。

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孟子的弟子也不忘记逮着老师的毛病就发难，结果都让孟子给辩倒了。孟子离齐，心情自然是郁闷的，充虞即以孟子曾向学生说过孔子"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说来问难老师。（《公孙丑下》）弟子彭更认为孟子携众弟子由一国白吃到另一国，很过分。（《滕文公下》）淳于髡问孟子身为齐国三卿之一，对上辅君王下济臣民的名誉和功业都没有建立，然后就离开，仁人难道是这样的吗？（《告子下》）对这些发难，孟子都巧妙地进行了自辩。如果说在《论语》一书中尚能得见孔子在学生追问下偶有的窘迫之感，在《孟子》中，孟子就没有错的时候，他堪称一个标准的雄辩家，左右逢源，总能把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小辈弟子，都批得一愣一愣面红耳赤的没有回旋余地。

像这种态度，除了弟子和那些真心好学的有道之人，还真没有多少人能受得了呢。更何况，他都狂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地步，狂到"我不教你就是教了你"，邹王生气断他的粮，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过好在那时似乎没有人要夺他的命，君王们都在忙着玩乐或打仗，谁把他真正地当回事呢？这是他比孔子唯一幸运的地方，因为孔子有好几次都差点被阴谋困死或杀死的。天不丧斯文，这大概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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