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对中国人来说异常重要，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对百姓而言，从出生那一刻起，户口就如影随形，上学、就业、购房、结婚、生子、出国等等，无时无刻不彰显着户口的威力。对统治者而言，户籍管理是政权稳定、征收赋税、调派徭役、土地管理的重要基础。从古至今，“户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设管理部门，专门管理以户籍为基础的诸多财政事务。当年刘邦灭秦的时候，一伙人攻入咸阳后，弟兄们都是抢粮抢钱抢地盘，唯有大将萧何默默地将秦朝的户籍档案收入囊中。由此可见，统治者对户籍的重视，也正因为户籍的重要性，历代对户籍制度的制定与管理都极为严苛。

　　都说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没错，最早发明户籍管理的也是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有了全国户籍的精确统计。而西方人直到18世纪的瑞典才真正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户籍管理。然而，这种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制造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禁锢百姓迁徙自由为代价的，百姓深受其苦。在古代，你若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宋代，户籍管理却相对比较宽松，这又是为什么呢?

　　过去改朝换代，新政权往往喜欢承袭旧制，一些基本的制度就会沿袭前朝。但在户籍制度方面，宋代就没有效仿唐代的管理方法。唐代的户籍管理对封建等级秩序的体现非常明显，人为地将户籍分为“编户”与“非编户”两个阶级，这与现代的“农业”与“非农业”不是一个概念。“编户”即为良民，“非编户”则为贱民，如工匠、奴婢等，即贱民没有资格单独立户，只得和主家合用一个户贴，即户口本。“奴婢贱人，类同畜产”，而且是世袭的，永不翻身。在唐代，你才知道投胎是个技术活。

　　如此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到了宋代即被废止。宋代以“坊郭户”与“乡村户”来区别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同时根据不动产的多少，划分“主户”与“客户。对于废除了“贱民”户籍的宋代，你以为这是皇恩浩荡吗?非也!

　　宋代城市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经济藩篱，用现在的话讲，GDP中第三产业产值比较高，而农业则只占3成，现代服务业占比远高于农业，是经济结构的胜利。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第一次。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的便是大量的流动人口，与现代的“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称呼不同，宋代的流动人口称为“浮客”，即漂浮流动的客人。在宋代很多城市，浮客远高于当地户籍人口，和今天的东莞非常相似。宋徽宗时，首都开封常住人口便有150万之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都市。其中，各种暂住的“开漂”一族远超开封当地土著。

　　宋代各地对外来人口超当地户籍人口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宋仁宗时，“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此时的大宋，由于地少人多，种地不赚钱，“今农贫而多失职”，百姓更喜欢外出经商，做“兼业”，即兼职副业。南宋时期，知岳州范寅敷就有“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的奏折。农民外出，当地的地主不能阻拦，这是有法律保障的迁徙自由。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户口登记非常困难，浙江海盐县的地方志中就有“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的抱怨。而翻遍宋代史籍，我们却没有发现“暂住证”的影子，更没有官兵踹门检查暂住证的例子。

　　其实，范寅敷的奏折还有后半段，“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候回日，理今限给还”宋高宗则认为，农民在外经商，只要田地不抛荒，按时交农业税即可，特殊情况下放弃田产，政府可收归国有，这也是允许的。这点你不能不佩服皇帝的英明，因为到了明代却突发，用户籍将农民死死钉在土地上，彻底禁锢农民的自由。

　　宋代农民外出，不是永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永远“暂住”，而是在当地居住一年即可落户，取得当地户籍。宋神宗时，王安石的助手曾布有言：“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今非昔比，难怪曾布要歌颂大宋走进新时代。这其中的，“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就是在当地居住满一年，即可在当地落户的意思。即使在首都开封这样的特大城市，也执行同样的政策。“我家大门常打开……”幸福的“开漂”们无不高唱《开封欢迎你》。

　　流动人口多了，自然有就很多混不好的底层屌丝，有游手好闲的，也有命运不济的。对这样的流民，政府通常会进行劝反，规劝他们回家种田。劝反不是强制遣送，遵从自愿的原则，不仅给予基本的衣食救济，还减免税收，发送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农具等。如果实在不愿返乡种地，则就地安置，而不是直接扔给救济院弃之不理。南宋时期，对流民的优抚堪称史上最大，“两淮之民未复业者，复其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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