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雅安地震，其救助过程无不体现着高速、高效、高度人性化的现代救灾体制优势。感慨之余，不禁想到：古代发生天灾会怎样?

　　大约二百年前，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河南许州(即今许昌)发生过一次地震。当时没有科学的测量方法，但从破坏力来看，起码也有七级!受灾村庄多达一百六十九座，共震塌瓦房九千一百多间，草房一万六千九百四十多间!压死百姓四百三十多人，伤者五百九十多人——估计一般轻伤还未计算在内。

　　地震发生后，省里立刻派员前往踏看、评估灾情。只是那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估计省领导(藩司)亲临视察，往返就得上十天半月。

　　地震发生在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等到情况基本摸清，上报朝廷，已是八月初。老皇帝嘉庆在地震发生时尚在人世，却于七月“驾崩”。新皇帝道光“览奏且惧且悯”，催促地方大员“赶紧抚恤”。

　　古代抚恤金的发放，并无明定，往往是查看此前的“成例”。经查，此前嘉庆二十年陕州地震的抚恤方案是：死者“大口”(成人)每人白银二两，“小口”(儿童)每人七钱五分。对于伤者，则根据伤情轻重，酌情发给医药费。而震塌的房屋，对无力整修者，瓦房每间补银一两，草房补银五钱。——本次地震即照此标准发给。

　　自然，这些钱对于受灾百姓，只是杯水车薪。根据当时粮价换算，一两银相当于今天的四百元左右。一位死者发给抚恤银二两，不知够不够买一副薄皮棺材?一间倒塌房屋补银一两或半两，只相当于三四百元，比起重建之费，也还差得远——不过救灾从来是“救急不救贫”，受灾百姓得此赈助，也应不无小补。

　　道光在谕旨中还特别提到：对于“无地贫民”及“鳏寡孤独”，再由“常平仓”拨给一个月救济口粮。标准是“大口”三斗(约40斤)，“小口”一斗五升(约20斤)。——“常平仓”是古代官府特设的粮仓，目的是调节粮价、储粮备荒，平时是不能随便动用的。

　　或谓：六月底发生地震，八月份才拿出赈济方案，不亦晚乎?其实，地震一发生，乡邻保甲间的自救活动已在第一时间展开。而州县官府在勘察灾情的同时，也会发起救助、赈济工作。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地方上发生各种灾情并达到相当程度，有关官吏接到申报不即亲自踏看并报告上级者，或上级接报后不派员踏看查验者，要“各杖八十”。而所派官员不亲自前往踏看，或敷衍了事、只听基层干部(“里长甲首”)“朦胧供报”，甚至“通同作弊、瞒官害民”的，“各杖一百”，永不叙用!

　　法律同时还规定，地方官员凡遇“岁饥”，可“先发仓廪赈贷”，然后“具奏请旨宽恤”。这就给了地方官员临机处置、“先斩后奏”的权力。不待最高统治者“吐口”，即可动用国库物资以纾民困。而由皇帝认可的赈济资金，一般也是由省级府库先行给付，事后“造册”到户部报销。

　　当然，不仅是施赈放贷，发生灾情后如何晓喻大众，如何蠲免租赋，如何平抑物价，如何劝捐筹款，如何以工代赈、如何维护治安……也都有例可循。历朝都有有心人辑录案例、法规，编纂成书，总结成一套有条不紊的完整程序，成为各级官员救荒赈灾的座右宝典。

　　我浏览相关文献，有两点感慨。一是，“封建社会”是我们的祖先所经历的漫长历史阶段，内涵无比复杂而丰富，绝非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化语言可以一笔抹倒的。二是，即便是清代官场，也非个个都是愚蠢颟顸的“满大人”。即如在“救灾”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中，各级官员、僚属及士绅百姓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对此，我们的研究借鉴显然不够。

　　总而言之，在那个没有喷气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先辈运其仁心、尽其所能，做得很不错，值得我们尊重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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