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官僚，必须熟谙明规则、潜规则，最高境界恐怕就数五代时冯道的“五无”、“三胡涂”：无气节、无主见、无立场、无原则、无态度;既真胡涂，又不胡涂，还会装胡涂。他曾经为五朝八姓十一帝执掌权力中枢。对于冯道的评价，历来贬多褒少。

　　冯道，字可道，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逝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瀛州景城人。他在世时直到北宋初，被官民视为“完人”，其享年七十三岁亦被认为与孔子同寿的荣耀。因在五代时“代代红”，后世史家对他有很多非议。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冯道传》，批评其“然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哉!”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前专门撰文大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称他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认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评述冯道之死时也斥他“大节已亏”，“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当代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斥冯道是五代时文官中丑恶的代表，“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是官僚中最无可救药者，“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

　　冯道原先是位普通书生，祖上种田务农。他的官僚素质是逐渐炼成的。他虽有圆滑一面，但亦有敢言一面，尤其在进入体制之初，冯道还不失书生本色，在上司面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唐哀帝李柷天祐年间(904-907)，冯道曾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首次收录为掾吏(秘书)，刘乘唐室喑弱，想扩大势力攻山国，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部署。冯道出来反对，刘守光就将冯道逮捕下狱。这是冯道唯一的一次。这次下狱，冯道差点丢了性命，从此他开始了如何适应官场体制的“炼狱”生涯。刘守光被太原李克用攻灭，赋闲的冯道到了太原，晋王监军使张承业录用他为本院巡官，又推荐冯道为晋王(即后唐庄宗)李存勖府中从事、掌书记(秘书处负责人)。李存勖势力渐强，正做着灭后梁的准备，文书工作极为繁重，冯道的才干充分得到了发挥。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邺城称帝，冯道被任为省(部)郎、翰林学士，赐紫衣。灭后梁后，冯道又升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正式成为体制内中枢人物。

　　冯道长踞三公及相位，但在当时并不树敌。首先，他在官场上善于保存自己，对政治立场和道德是非采取了不争论、不分辨、不为旧主尽忠死节、不谴责改朝换代的权力者的态度，而是积极、恭顺地侍奉新朝新帝。唐明宗李嗣源发动兵变夺了皇位，他一入洛阳就问近臣：先帝时的郎中冯道现在哪里?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是个当宰相的材料。冯道则对李嗣源的兵变不说一句批评的话，安然入阁为相。公元936年，石敬瑭发动兵变攻破洛阳，唐末帝李从珂。冯道对后唐灭亡不置一言，石敬瑭亦仍让他当宰相，还派他出使契丹国，说：这么重大的使命，只有您最合适。石敬瑭让他不必深入契丹朝堂。他反而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契丹)恩，臣受陛下恩，有什么不可以呢?虽然这是为了与皇帝石敬瑭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冯道心底里并不反感契丹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冯道对皇帝的废立，完全没有取舍，只是一味地中立、服从。乾祐三年(950)，郭威(后周太祖)起兵攻入开封，后汉隐帝刘承祐被杀，郭威想把徐州节度使刘赟诓骗来当皇帝，为了让刘赟不起疑心，郭威命冯道为使者赴徐州。冯道在路上对随从说：我生平从来没有干过骗人的事，这次见刘赟只好讲假话了。刘赟不知郭威的计谋，又见朝中首辅冯道亲自来迎，便随同出发。谁知一行人刚走到宋州，京城传来消息：郭威自任监国(代理皇帝)，废黜了刘赟，并派侍卫马军指挥使率七百骑控制了刘赟。刘赟急了，当面指责冯道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次离镇赴京，是因为你这个三十多年的老宰相出马，但现在却威胁到我的身家性命了。冯道摆出一种痴顽样子，默默不作一声。

　　注重除政治权变以外的个人修养操守，在社会上广收人脉，是冯道的立身之道。唐明宗时他在宰相任上引荐了许多孤寒士子。后唐时，工部侍郎任赞退朝时当大家的面讽刺冯道说：如果碰到危险要逃命，你肯定会先丢《兔园册》。此书是北方农村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影响很大，明着讲冯道无品行、不珍惜知识。但冯道也不报复任赞。冯道自身清廉，生活不尚奢华。《旧五代史·冯道传》赞他在后唐庄宗时，“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草屋或土屋)而已。凡宰牧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矣”。唐明宗对侍臣也称赞冯道的俭朴：“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冯道父丧丁忧归家守孝，自己耕田樵采，与农夫打成一片，平等相处，一点也不摆贵人高官的架子。

　　冯道另一高明的避祸之道，就是始终避开权力中最敏感的中心气场。后晋亡时，冯道在常山安抚民众，一时威信很高，众望所归，但他考虑郭威正虎视眈眈，便一点也不敢去抓军权，拥戴了骑兵校尉白再荣任诸军代理元帅，使军民秩序安定下来。在很敏感的军事问题上，冯道绝不去沾手，也从未考虑过要建立私人武装觊觎帝位神器，始终只做文官。由于他对武夫政权丝毫不构成威胁，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众多军阀对他的怀疑和忌惮。大家都乐于接纳他、任用他，以提高自己政权的声望。故而他在政坛上能成为“常青树”，在当时绝对是个政治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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