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个题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奢侈之风，“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敢继续犯规者，御史马上劾奏。

　　此前此后，像这种以惩革积弊、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还有汉代昭宣中兴、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利钝得失，异同互见，正可合并观照。

　　“经济富足—奢侈享乐—贪污腐败”的内在逻辑

　　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几乎都是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除弊的规律。以西汉为例，汉初国穷民困，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后经文景之治，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于是“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今非昔比，京师储币累百巨万，太仓陈粟充溢露积。钱太多了挠心，“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到处兴造楼台馆所、豪华车辆，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如此折腾的后果，不仅是海内虚耗，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司马迁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以及昭宣新政的推行，皆由此而来。

　　历史上，打江山的胜利者多能记取“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教训，因而大都注重“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对广大臣民的各种消费加以严格的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居、行、服、器各有定式，不许僭越;典礼、巡行、差出、宴饮等各种职务消费，也都有相应规定。

　　不过从历史上看，好像任何一代 “舆服制度”的执行都很难摆脱前紧后松的通例。随着生活富裕，奢侈之风滋生蔓延，住房、乘车、服饰器用等多有违规。更有不少现任官员利用职权以逞奢华。公吃公喝时时可见，“虽有禁例，多不遵守”，凡欢迎到任、接待差使等种种名义，大都“制备酒席、礼物，互相好盛，用度无节”。有一份写于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说：各地有司“多有妄兴造作”，重点都是修建气势奢华、起居舒适的机关楼所，“无故改造衙门，欲其壮观，增修公廨，取便安居”;同时自家的豪邸也一幢一幢盖了起来，基本门径都是借公家建筑之名，“多派行木灰瓦，私下克落，盖造自己私宅，斗富夸能，动岁经年，不知停罢”。这种利用公权牟取私利的现象在清代乾嘉时同样常见。嘉庆皇帝说，“朕闻向来兴举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且有倡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

　　官场中“奢靡相尚”的最先效应是上下追求享受，层层耽于安逸，对公务活动因循塞责，以致“懒政”蔓延。汉宣帝抱怨地方政府年终述职虚应故事，“具文而已，务为欺谩”，而职在考核监察的相、尉、御史等有关部门居然也“不以为意”。唐文宗说 “如闻诸司刑狱例多停滞”，衙署形同虚设，案牍大量积压。嘉庆帝痛论 “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当时有个来自湖州的学者沈垚在北京官宦家做家教，由此得以对京师官场作近距离观察。据他在与友人信中所写，京师里官员聚会，从无一人言及四方水旱，大家都在忙应酬，结人脉，跑官缺，“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同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全都交给胥吏办理，自己只管画诺签名。“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追求感官享乐。

　　以上这些“光鲜”场面，都需要有财力支撑，仅靠 “廉俸”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官场奢靡相尚而致政风衰颓之后，必是贪风兴起，吏治腐败。唐文宗朝反奢诏书说：“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明孝宗朝反奢诏书说，“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都是对因奢启贪之内在逻辑的精辟揭示。

　　政治革新从抑奢崇俭入手

　　因奢滋腐，百弊相生，所以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唐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以慈俭为宝”，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毁御马坊、马球场等一应建筑，对皇家戏剧音乐歌舞娱乐等单位大加裁减外，还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应接礼仪，不得陈设花蜡，不准结彩华饰，也不许拆毁民众坟丘以拓宽道路等。明孝宗从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节用恤民为急政，“内外衙门修建寺塔、庵观、庙宇、房屋、墙垣等项一应不急之务，悉皆停止，不许擅自移文兴工，违者治以重罪”。还多次取消上元、端午、冬至、庆成等节日官宴，“以节钱钞”。嘉庆一朝反对奢华，尤称雷厉风行。亲政伊始便革除了严重败坏官风的进呈古玩器物的积年大弊，违者以抗旨论。颁旨罢贡玉石后，“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

　　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唐文宗说 “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就是这个道理。本文开篇提到的《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在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时，坦言“积习流弊，余风未革”，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有司不禁”，制度废弛。鉴于违规现象普遍，而且现行舆服制度多是玄宗时期修订，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不少细则同现实脱离，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主持对这些制度重加整理。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律令格式，结合现实情况，拟成一个《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内容包括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皆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大和六年十月七日，该《制度条件》经唐文宗诏准生效。翌年八月唐文宗又诏令“百官士族”必须遵守这个制度，“如有固违，重加黜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