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广受关注的上官婉儿墓志正式刊布，遵循考古学界“先研究、再发表”的惯例，在墓志公布的同时也发表了李明、耿庆刚两位先生合撰的《〈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刊《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一文。而西安当地的学者缘地利之便，可能稍早便已获悉了墓志的内容，陕西师范大学杜文玉教授在《文史知识》201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被误读的上官婉儿》一文便已利用墓志，解读上官婉儿的生平。笔者去年曾在9月22日的《上海书评》上根据新闻报道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对礼葬上官婉儿一事的背景及墓志的学术价值做了一些“大胆的假设”，现在看来所幸尚无大错。而墓志全文公布之后，笔者注意到其中的史料价值超过了最初的预期，虽已有两篇论文捷足先登，但仍存在不少剩义以待发覆。

　　关于上官婉儿的生平，除了两《唐书》本传及笔者前文所引《唐会要》中的一段外，《太平广记》卷二七一引《景龙文馆记》一则颇具价值，特别将其和墓志比读，多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可惜学者之前尚未有措意者。“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谟猷，杀生大柄，多其所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对比两《唐书·上官昭容传》，可知宋人修《新唐书》时新增的部分事迹，如上官婉儿年十四为武后所赏识等，当取资于此书。《景龙文馆记》原为十卷，南宋后渐亡佚。作者武平一，为颍川郡王武载德之子，这位武载德便是笔者《复数的上官婉儿》一文中提到过的引司马慎微妻李氏入宫掌诏敕之人，但武平一在武后时期一直隐居嵩山，自远于政治中枢。中宗时复入长安，虽是景龙年间贵戚群臣宴饮游乐群体中活跃的一员，但政治立场较为超然，故玄宗即位后，虽亦遭贬谪，幸尚保余生。晚年所作《景龙文馆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中宗景龙年间宫廷中巡幸宴游、赋诗唱和之事，由于景龙间的宫廷诗歌唱和对促成律诗的演变成熟颇有助力，加之是书录有大量当时君臣之间的唱和诗，如现存世上官婉儿诗歌主体皆据是书佚文辑出，故特为治文学者所重视，贾晋华教授曾有辑本(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大致可见原书的面目，但治史者关注并不多。

　　前引《景龙文馆记》上官婉儿一则，盖出自是书后三卷学士传部分，由于武平一是中宗时代宫廷生活的局内人，故其所述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则上官婉儿预机密的时间当是在武后万岁通天后至中宗景龙之前，《新唐书·上官昭容传》不取《旧唐书》“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之说，而云“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或即本自此条。尤可注意的是，本条记上官婉儿在景龙后便已不掌诏敕，从权力中心隐退，虽与通说有异，但恰好能与《新唐书》本传、《唐会要》云其受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政变的刺激，归心皇室，暗中布置政治退路的记载相吻合，亦可与墓志中“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这一惊人的记事相发明。尽管墓志所记或有夸张的成分，但综合传世文献与墓志，上官婉儿在神龙三年政变后与韦后逐渐疏远当是事实。其中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其退为婕妤之事，墓志中云其是因不满韦氏专权而“表请退为婕妤”，《唐大诏令集》卷十五录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云其因为母郑氏守孝而“爰命权夺”，两者所叙理由虽大相径庭，但上官婉儿在景龙间因某种原因淡出政治中心一事则进一步得到坐实。由于我们并不清楚郑氏去世的具体年月，因而也无法推定上官婉儿守制的时间，但从《景龙文馆记》中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即在景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上官婉儿并没有在频繁举行的宫廷唱和活动现，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上官婉儿都是其中的常客。尽管由于现存的《景龙文馆记》是一个辑本，使得这一推定的可靠性多少存疑。但仍有一些旁证可强化这一推论，如在景龙三年几次大规模的宫廷唱和活动中，如八月二十一日幸安乐公主山庄，参与者有十五人，又九月九日临渭亭登高，参与者更达二十四人之多，可以说基本完整保存了唱和过程的全貌，但其中仍未见上官婉儿的身影。而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上官婉儿起复婕妤的时间为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变化则立刻在《景龙文馆记》的记事中得到反映，其在十二月十二日便出现在从中宗幸新丰温泉宫的队伍中，并献诗三首。

　　由于受史料限制，上官婉儿在中宗景龙年间的隐退与起复，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目前尚难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儿起复的时机颇为微妙，景龙三年末，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已趋白热化，次年六月中宗便遭毒杀，而上官婉儿起复后，亦非无所作为，而是受命重掌诏敕，中宗的遗诏出自其手，便是一证。过去史家对中宗的印象多停留在放纵妻女、昏聩无能的“和事天子”层面，台湾青年学者褚文哲曾以《制作李显》为题发表过两篇论文(刊《社会/文化史集刊》第三、四辑)，试图借助新文化史的方法来分析两《唐书》《通鉴》对中宗昏聩形象的刻意塑造，但由于史料不足，这一尝试并不能算十分成功。但上官婉儿墓志的发现则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宗朝的宫廷政治远比过去史家设想的复杂，对中宗本人的政治能力亦有重新评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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