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论语·子罕》，有一天，子贡问孔夫子：“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放进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买主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它罢，卖掉它罢，我等着买主呢!”这段对话形象表明，儒家知识分子用世之心不仅可谓与生俱来，而且近乎迫不及待。

　　既然讲究用世，必得把自己推销出去，而在君主政体下，皇帝就是最大的买主。至迟在南宋，话本里已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谚语。稍有点儿“文武艺”的待价而沽者，无不指望在皇帝那儿卖上个好价钱。就儒臣而言，能当上帝王师，给今上传道解惑，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宋代给皇帝讲课的官员称为经筵官，具体有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崇政殿说书等名衔。皇帝开经筵，用意无非“听政之暇”，“以备顾问”，有时也会特召宰相、副宰相前来听讲。每一书讲毕，都会有所赏赐，往往还说上一句“诚哉斯言”(意即“讲得真好”)的褒奖语。尽管宋代皇帝文化素养较其他朝代为高，与经筵制不无关系，但经筵制毕竟寄生在君主专制的母体上，绝不能盲目高估。

　　在两宋名臣中，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与理学家程颐与朱熹都做过经筵官，给皇帝上过课。但正如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里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宋代未能消解王朝周期律的魔咒，其政治生态也随时代推移日趋恶化。与司马光等北宋经筵官相比，南宋朱熹的帝师路也许更耐人寻味。

　　南宋前四帝倒有三朝没搞，但并非尧舜禹禅让那样无关血缘关系的选贤与能;只不过皇位在父皇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已。尽管如此，却还安上一个美名，叫做“内禅”，也就是皇室内部交班。第三次禅代在绍熙五年(1194)七月，故史称“绍熙内禅”。其真相是第三代皇帝宋光宗以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将近三年，大内宫女都背地叫他“疯皇”，朝局实在无法支绌下去，这才在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手推动下，对外美其名曰禅让，实际上是废旧立新。第四代皇帝宋宁宗智能庸弱，从总体上说，作为君主绝对不合格与不胜任;但他是惟一的“皇二代”，这“禅让”出来的皇位还非得由他来继统。绍熙内禅凸显了君主世袭制的全部荒谬绝伦，朱熹就在这一背景下踏上了帝师路。

　　禅代次月，一方面出于赵汝愚力荐，另一方面内朝也早闻其名，宋宁宗召朱熹为侍讲。在任命告词里，皇帝首先强调对经筳的重视：“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帏，详延学士。”接着道明了期待：“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于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 希望像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尹焞主讲宋高宗的经筵那样，为报答我尊德崇义的热忱，来发挥你正心诚意的学说。

　　宋宁宗不但了朱熹为首的十名经筵官，还亲定了十本经筵讲书，宣布即日开讲，隔日一次，经筵官轮日赴讲，早讲于殿上，晚讲于讲堂，其力度之大，频率之高，在两宋也算得上空前绝后。或即如此，士大夫将新君即位首开经筵誉为“新政第一”。

　　朱熹收到告词不久，朝中友朋也驰函来告，提到“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程课，深有愿治之意”，还说皇帝一再问到他。朱熹有点受宠若惊，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信里说：“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福，义不可不一往。”专制政体下的知识分子，太容易被新君新政所感动，而不吝赞辞，引颈企盼，连朱熹都不能免俗。

　　入朝之前，有学生问老师：“皇帝虚心以待，敢问其道何先?”朱熹明确指出：“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大更改，意即大改革。他尽管不无乐观地相信：“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人主无不可进之善。”却也明白，这种“大更改”，“其事大，其体重”，前行之路布满荆棘。朱熹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自明心迹道：“吾知竭吾诚，尽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预计也。”

　　进入南宋，中国全面转向，按刘子健的说法，“权力逐渐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高宗朝名儒胡安国，“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顾”。宋高宗表面上礼贤下士，“渴欲相见”，请他做经筵官，但据《宋史》本传，安国从考取功名直到去世，“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大部分年份都被皇帝与权相以一介闲职晾在一边。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一些知识分子还是会去当官。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尽管无法明言，但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时常会堕落成绝对的专制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这就是伟大的新儒家朱熹教导皇帝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修身依靠正心诚意的奥妙”(上引刘子健书)。朱熹正是抱着“给皇帝注入新动力”的心态，决意入朝去做经筵官的，这也是他生平惟一一次入朝供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