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抗倭的故事，得从太祖朱元璋说起。开国皇帝就是有气派，直接派使者下国书到日本，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

　　结果，使者被砍了脑袋，回书桀骜不驯，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屡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却不敢天子一怒发兵征讨。而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时，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突然从日本巴巴的送来。从横眉冷对到点头哈腰，日本为什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1.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明诗综》里录有日本使者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一诗：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诗中的大明皇帝不是别人，正是明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史载，看了此诗后，“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这首诗为什么触了朱元璋的龙颜?

　　且看看朱元璋自己写的一首诗就明白了——别奇怪，朱元璋虽然是三代贫农出身，但一生好学，写过不少诗。大致来说，词句欠工，却不乏粗豪之气。

　　朱元璋写的是首乐府，诗名《倭扇行》：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折裤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原来如此。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难怪日本使者“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的自我赞美诗，会招来他的严重反感。

　　当然，这可不是朱诗人的同行相轻，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

　　但凡一个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宣告：元朝已经完蛋了，现在中国是老朱的大明王朝了，你们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吧。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

　　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乱着呢。源氏后代足利尊氏，灭了镰仓幕府，赶走了后醍醐天皇，拥立了一个傀儡光明天皇，尊氏则被封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逃到京都南部的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称南朝。一南一北，两个天皇，都称自己是正统，对方是“伪朝”——自己的朝代更替还没搞定，哪里有空顾及祝贺邻国?

　　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苦于倭寇的骚扰不断，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带去了一封国书：“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这封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如果不称臣，不取缔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国，缚其王”。

　　收到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风泼辣、作战英勇著称。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

　　皇子身份加上骄傲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老子训儿子口气般的国书，自然怒火中烧，当场喝令斩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怀良亲王和当年的北条时宗一样，用血淋淋的人头向大陆做出了回答。

　　2.你无礼，我不征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

　　那么，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国，缚其王”呢?

　　思前想后，朱元璋忍了。

　　又过了若干年，日本终于来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贡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称臣的还是没有。朱元璋从他们口中，得知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为失望。于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国书给“日本国王”，依然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敢斩使，只是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国书：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国书在中日历史上很有名。虽然怀良亲王自称“臣”，但言辞犀利，强直豪壮，“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

　　堂堂天朝之主，却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话说，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都被朱元璋赶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兴兵征讨?

　　天下初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然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从政治上考虑，他自然不愿再起干戈。从军事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

　　既然不主动进攻，只能被动防御了。朱元璋先是发布禁海令，“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又让已经告老还乡的元戎汤和重新出山，负责海路防倭，汤和一口气在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修筑了59个卫所，驻了三十万大军警卫。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3.日本国王臣源

　　从隋朝开始，日本和中国搞外交一向很有几分傲骨，体现在国书的称谓上，就是强调平等，不肯称“臣”。遣隋使携带的日本国书抬头赫然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弄得隋炀帝很不爽。后来日本国书又改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还是透着“我俩一般大”的倔强。就连态度最恭敬的遣唐使来华，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称臣”国书的记载。元朝就更别说了，直接斩使。到了明朝，怀良亲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国书虽然自称“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将军”而非日本国王。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日本要把强硬进行到底的时候，日本却突然放了个软泡。

　　明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从侄子手中抢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翩然而至。

　　“日本国王臣源”是谁?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不少中国人是从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第一次知道这个“将军大人”的。足利义满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统一了全国。而且，他喜慕中国文化，嗜爱中国珍宝、商品、书画。在中日关系断绝了二十余年后，他主动派使者前往明朝，请求朝贡。

　　朱棣看到久不来朝的日本“慕义来归”当然很高兴，所以当即派赵居仁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并且赐以一枚龟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义”是明朝人给足利义满起的名字，当朱棣的诏书到达时，足利义满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礼，并在回书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义满就是日本事实上的国王，他对来自明朝的册封显然很满意，每当明使西来，他都携妻妾亲去兵库港口隆重接待，甚至还在京都的寺院里，身穿明式服装，和明使一同赏玩红叶。

　　为表示诚意，足利义满还捉了二十多个倭寇首领，捆绑起来遣使献给朱棣。朱棣大喜，为表示上国气度，当即“命治以彼国之法”。

　　“彼国之法”是怎样的?日本使者从北京回到宁波，上船回国前，找了一片空阔的海滩，将这帮倭寇首领五花大绑放在铜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的容器，类似于现在的蒸锅)里，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对倭寇的直接干涉，可以看出，只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缔。

　　行跪拜之礼，国书称臣——后世有些日本人对足利义满的行为大为不满，认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耻辱。其实，就是当时，也有不少臣下觉得丢脸，但足利义满毫不介意。

　　足利义满为何对明朝这样恭敬?

　　很简单，他需要恢复朝贡贸易，他需要铜钱。

　　朱元璋断绝了日本的朝贡，并实行禁止贸易的海禁政策，就相当于对日本的严重经济制裁。一方面，中国的金属、缎、绢、瓷器、茶叶、书籍，都是日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因为是“外夷”的朝贡，所以身为“上国”的明王朝，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日本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1404年明成祖答应恢复朝贡以来，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甚至是从明朝带来的铜钱本身，也是值钱的东西——日本国内无造币能力，国内长期使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的洪武、永乐、宣德铜钱。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一千文价值四两银子，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本身就可获利三、四倍。

　　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

　　一个日本和尚在日记里得意洋洋的写道：“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

　　朝贡贸易对朱棣而言，除了四夷来朝的面子得以满足，还有一个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处：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为足利义满是要保护朝贡航线的。因此，朱棣甚至夸奖说：“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

　　4.顺则朝贡，逆则为寇

　　朝贡就是捡钱，不捡白不捡。

　　朱棣虽然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

　　而日本朝贡团的人员素质之差，和当年“容止温雅”的遣唐使判若云泥。有喝酒闹事的，有勒索要价的，甚至还有持刀在闹市杀人的，但这些不法行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纵容放过。

　　但明世宗朱厚在位时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无法纵容，终于使得明日百年朝贡史戛然而止。

　　这起事件发生在日本朝贡的指定港口宁波，叫做“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得先从日本国内说起。十四世纪中叶，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期间，已经逐渐丧失了大权，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争权夺利，公元1467(日本应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间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战乱，战乱后国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一般认为，“应仁之乱”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开始。

　　对明朝贡是块肥肉，谁不红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勘合——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于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国内，一场争夺勘合的暗战率先打响。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内氏夺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内氏派使者宗设谦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贡船，于4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豪族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谦道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这个宋素卿是中国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仗着熟悉两国国情，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经出使过中国。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的部门)的执事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查了瑞佐鸾冈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接着，在嘉宾堂设宴安排座次时，又让瑞佐鸾冈坐在宗设谦道之上——这下捅了马蜂窝。

　　宗设谦道当场爆发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旧;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个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屁股位置最讲究的民族，他们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家臣拜见主家，谁排第一个，谁排第二个，一点错不得，错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饭，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儿子坐哪里，也是错不得，错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问题，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也是争座次。

　　宗设谦道涨红脸与瑞佐鸾冈争吵起来，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鸾冈，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鸾冈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谦道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鸾冈，砸了嘉宾堂。接着，宗设谦道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夺船逃向大海。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朝野大震。

　　这起事件的源头虽然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混乱，导致两使争贡，但中国人宋素卿的走后门和中国“海关”的渎职，才是肇事的导火索。

　　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狱中。明世宗朱厚托琉球入贡使转交日本国王书信，要求逮捕宗设谦道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六百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史学界一般把“宁波争贡”作为嘉靖倭乱的导火索，因为断了官方的朝贡，加上嘉靖年间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所以导致倭寇大举入侵。但就算没有断绝朝贡，倭寇还是没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赤裸裸的双刀杀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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