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何以同在官列，又有“清流”、“浊流”之别呢？这就是“升官图”上第一掷，所谓州县衙门内各色嘴脸的“进身之始”。

本文摘自：《衙门天下》，作者：完颜绍元，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

明朝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山东胶县驿丞谭溥在北京参加会试获捷。喜报传出，本省督学毕瑜特地赋诗祝贺：

一官耻不与清流，退食遗编自校雠。

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

东藩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

脱却樊笼入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

（引自《坚瓠集》首集卷2）

谭溥原籍四川庐州，故毕诗中有“西蜀”之句，“枳棘”、“盐车”等则是概括驿丞的苦况。不过最应注意的是第一句，何以同在官列，又有“清流”、“浊流”之别呢？这就是“升官图”上第一掷，所谓州县衙门内各色嘴脸的“进身之始”。

清流，也叫正途。宽泛点说，凡是和以入学读书有关而获得当官资格的，全可以称为正途；倘若再区别得严格一些，只有经过科举考试而录取的进士、举人，才可视为清流，即正途中的最正途，根据是它不受一点儿权势和金钱的污染。至于是否纯粹如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中国古代科场中舞弊行贿这类丑闻，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宜作一概而论。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县级正官和佐官几乎就是进士出身者步入仕宦的起步。特别是唐宋时代，一个州县衙门里坐着三四个进士，不算啥稀罕事儿。宋人叶绍翁著《四朝闻见录》上说，陈自强得中进士时年已六十，被派到光泽县当县丞，县署内佐都是进士，其中以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但年纪却最轻。偏偏“清流”中不讲究实在年龄，津津乐道的是“出身”（即登科）先后，于是张彦清大摆老资格，常常戏弄欺侮陈自强。叶氏述此故事的本意，不一定在刻意描绘唐宋时有多少进士久困州县衙门不得其志的状况，但当时士人瞧不起这些职务的思想倾向，确实是存在的。诗人高适在封丘县尉任上时就曾写道——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读书赴考，为的是题名金榜，建功立业，但获隽后得从州县衙门里做起，每天干些“鞭挞黎庶”欺负老百姓的勾当，这算哪门子“清流”呢？难怪高适要大发牢骚了。

明清时代，州县正官佐的选任制度和仕宦风气都发生了变化。先是明初时太祖朱元璋注重吏治，强调选任州县官员应不拘资格，重在节操和能力，要大家推荐，于是不少没有进士出身的人，甚至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亦得通过考核后派往州县坐衙。把州县官做好了，得到优异的考语，可以越级提拔当知府，乃至径直调到京内当部员，部员的升途更广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海瑞和李贽，就都是以举人出身获得做官资格并且在州县学署里先干起的，后来全升了京官。这两个人全闯过大祸，蹲过监狱，但海瑞临死前已当上了南京右佥都御史，李贽是主动提出退休，又去做和尚的，但好歹也是四品衔的知府了。接着是清朝时官场上的风气大变，大家都想到地方上去当官。原因很简单：做京官“经济效益”差，缺少直接弄钱的办法。清人梁绍壬在其名著《两般秋雨随笔》中，专有一节叙“京官苦况”，谓“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地方官呢，哪怕小到七品芝麻县太爷，亦有许多捞钱的门道。州县官提升不易，这也是众人周知的，不过这会儿当官的人可顾不了这些了，甚至是巴不得别提升到京里去才称心哩。

那么，官场上的人们都想去地方上干，这可如何分配呢？这就得论资排辈。据《光绪会典》统计，全国一共有1314个县衙门，有145个和县同级的散州衙门，两项相加，还不满1460，而常年中有资格任此官的人，数目远远超过，于是种种故事就出来了。

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进士，发榜后参加朝考，然后分发各省见习、候补。这叫“榜下即用”，哪个县太爷的位置空出来了，马上就得让他去填补。更厉害点的，就是所谓“老虎班”了，即新科进士因朝考优异，被派到翰林院里学习，叫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或者继续留在京里当翰林编修、检讨之类，或者就去地方上当州县正官。穷翰林的实惠，哪里及得上县太爷，所以许多人宁肯这三年白干，也指望去地方上仍旧从七品芝麻官做起。不过这三年总有个报酬吧？于是便有“带缺出京”的制度，即在京里就给你安排好上哪儿了，用不着候补，径直赴任就行。因此有了“老虎班”的外号。

比进士稍次而排在第二位的是举人。进士叫“两榜出身”，举人是“一榜出身”，都属于“清流”。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每隔若干年，在这些一榜出身者中间挑选一批人去当地方官，这叫“大挑”。“大挑”中获隽者，又分两等出路，第一等安排当知县、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或调剂借补为州同知、州判、府经历等，共有九班；第二等安排当教谕、学正、训导，共有三班。轻薄者给取了个外号，叫“九流三教”。

“大挑”的进行方式，名义上是由王大臣举行“面试”，具体做法为：皇帝若干王大臣，一起坐在内阁里，参加“大挑”的举人每20人为一队，排好秩序后进去。大臣们照着名单念一个，下面应一声。全点过后，大臣们商量一下，又开始唱名了。先唱三个，这三个都是一等补用了；再唱八个，这八个人全没挑上，叫作“八仙”；剩下的九个，不再唱名，都以教谕、训导即先前讲过的二等补用了。然后，20个人全退出去，再换一队进来。

读者要问了，这种面试可真是闻所未闻，凭什么根据分的一等二等，又凭啥理由剔出“八仙”呢？

凭相貌。全看你爹你妈给你怎样造就了。搽润肤霜美容膏也没有用，大臣们看脸型和身段。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

“同”，就是长方脸；“田”，就是四方脸；“贯”，就是头大身直体长；“日”，就是长短肥瘦都适中，又站得端直。凡适合以上四个字的，都入选。

“身”，就是体斜不正；“甲”，就是大头小身体；“气”，就是单肩高耸；“由”，就是小头大身体。凡不幸滑入这四个字的，都落选。现在，读者们该知道为何这些落选者要被叫作“八仙”了：站在一块儿，便是一个个李铁拐扶张果老的模样了。

“清流”以外而仍旧算得上是正途的，就是各级官立学校的学生。在首都太学里念书的叫太学生，后来太学改叫国子监了，念书人又叫监生。太学生或监生大多是从县学、府学里一级一级考上来的。又有一部分年资较深的县、府学生以及分试中的副榜（即备取生），老考不上，也以各种贡生的名义混进这笔账内，其实主要是看年龄了。如《三言》的编者冯梦龙57岁才得贡生，6l岁给个知县；他还算是复社名人，其他人能巴结个佐就不错了，更有充杂职的。

荐举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这个县尉就是靠荐举得来的，前述明太祖重视荐举人才，亦是一例。保举也可以算在荐举内，如参与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事，有了劳绩，可以由主官保举，给个做官资格。前一节讲到“生老病死”中人以办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就是由君主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人才，有时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荐。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高宗巡幸山东，武进人黄仲则以诗才为皇上所闻，把他召来面试，带回北京，分在武英殿写签条，这也叫征辟；以后积劳绩得保举，派出去当个县署主簿，是九品衔；后来再自己掏钱捐官，总算又升了一品，当个八品县丞。一个民间诗人，走过征辟、荐举、捐纳三段道路，也只不过混上个“二尹”，足见州县衙门里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自拉自唱上一段“杨四郎坐宫内”的人还真不少啊。

世袭和恩荫、难荫等，过去也被视为正途，实际情况是泾渭交流，不干不净的事情多得很。两汉魏晋时的世袭是赤裸裸的，门阀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权，好比是艾滋病毒，通过血液可以由父母传染给子女，还生怕被别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间的政治通婚，保证“艾滋病”的专利。前文讲到过北齐时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当县太爷，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时代的世袭，稍微隐蔽了一点。如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入太学和国子学，这就为他们得官创造了条件；宋朝的“补荫”更滥，凡三公、宰相、参政、枢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层官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还可分给亲属乃至门人。当然这种直接“荫”来的官，品秩是较低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件事：他的姻亲王九龄的祖父曾做过侍中，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病危，服了医生朱严开的药方后，转危为安。女儿便要父亲把今年“恩例”补荫的名额给朱严，作为酬谢。父亲为难地说：我已经把它许给了另一个医生刘公才了。女儿不答应，结果王侍中只好找刘公才商量，劝他再等明年。岂知当年授予朱严官职的制文下达后，这位医生没能医好自个儿的病，已经死了。刘公才闻讯去找王公，说是依照制度，可以重新提名，结果新颁制文便命刘公才荫补。孰料老刘大喜之下，多灌了几杯黄汤，酒精中毒死去了。至于究竟这个官有多大呢？其实只是个小小的助教。

金元时世袭又转为公然。元初时州县官都是世袭，元世祖时，廉希宪、宋子贞都上疏批评这个办法，谓“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又言这样做的后果是州县官员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赵翼《廿二史记》卷30）。到了明朝，又有所节制，还是用唐代的方式，让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员送一个儿子进国子监读书。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别恩准的，叫“特荫”；因前人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难荫”是对“烈士”子弟的特别优待，可以不拘品级了。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林清起义，波及豫鲁直数省，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死于巷战，谥曰忠义，追赠知县，又给“难荫”。一个从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荣典”，朝廷的用意就是要让天下小官从此更加卖命。州县衙门的杂职官里，有不少这类出身的。

吏道和方伎，大概可以算是正途和杂途以外的别径。吏道就是由胥吏中提升做官，汉唐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多；元朝时更为常见，甚至连一些高级官员也由胥吏出身；明清时胥吏升迁显得很困难了，能够爬到从九品、未入流已很不容易。方伎是指天文、阴阳、占卜、医药、算学、工艺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派在州县任职，起步之阶只能是对口专业，诸如医官、阴阳训术等；但是有官运或会钻营的，就有慢慢跳槽的机会。清季曾任贵州巡抚的潘，一生仕运都和“方伎”有缘。最初他在县衙里当医官，虽说形容困顿，可参加衙参时也有人替他赶车。有一天赶车人容颜悲伤，老潘问他何故，原来他的妻子患了一种怪病，眼看没治了。潘让他领自己去诊断，给了处方，居然医好了。后来潘又爬了一级，在卢沟桥当巡检。忽然有一天顺天府接到直隶总督的“五百里排单”，札调潘巡检，老潘闻调后吓得半死，不知有啥祸事找上门来了。等赶到省里，才知是总督的女儿已许配给了恭亲王，眼看婚期已近，忽然得病，那病症就和以前那位赶车人老婆所患的一样，偏偏这赶车人这会儿又在总督衙门里当差，就趁机推荐了老潘。潘巡检诊脉处方，药到病除，总督小姐平平安安地当上了恭王福晋。从此老潘的官运亨通啦，一直升到方面大员，足以让天下州县的杂拌儿羡慕死。

最后要说的，就是所谓“浊流”了，靠花钱买官，这叫“纳赀”或者“捐纳”。这门道早在汉朝时便有了，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赀为郎的。东汉灵帝、西晋武帝和南朝宋明帝，都是卖官高手。不过“浊流”泛滥成灾还是在清朝后期，特别是咸丰以后，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了，要办的事情又有这么多，就以卖官为筹款之道。要办海防了，有“海防事例”；要治理黄河了，有“郑工事例”；山西陕西闹旱灾了，又有“秦晋实官捐”。文职官员，可以从未入流一直捐到道员。

大家在一个衙门里共事，不免要摆摆各自“出身”吧？你是两榜，我是一榜，他是保举，他是恩荫，靠花钱买官的人呢，也有个讲法，就是所谓“银子科”、“铜进士”了。试想一下，连一个秀才资格也熬不出的人，居然也能坐在衙内大堂上摆威风，该闹出多少笑话来？民国二年（1913），上海扫叶山房出版过一本《清代官场百怪录》，这里摘录一篇，权充本节结尾——

一捐职知县将试士（主持县试），问幕友曰：“凡作文果以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幕友难其答，曰：“此无他，文字第一须看用笔好否，用笔好即为佳文，用笔不好即不得为佳文。”令点头若有所悟。·

既而点名毕，因召多士前来训之曰：“汝辈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多士怪其胸无点墨，何忽然能作是语，咸唯唯。令复曰：“某少时作文，亦最讲究用笔，每笔一枝非三四元不办。”众闻之，不觉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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