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国人的“盛世”情结未曾衰减。近来对“汉武盛世”的关注，再次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今人对历史盛世的强烈关注，或许多少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有某种暗合之处。“汉武盛世”与其他几个历史时期的“盛世”相比较，在气势恢弘、开拓进取诸方面，确有其卓绝之处。早有历史学家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文化的统一、制度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他的时代以功业显赫、垂范后世而留名青史。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认为探析其“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远比感喟其辉煌的表征更为重要。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往往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讨论“汉武盛世”的成因，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识方法。

　　励精图治的共同追求

　　公元前 2 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不足以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

　　在是否需要改革求治的根本问题上，关注时政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世”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以改革而求治方面，董仲舒无疑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一介文士的司马相如，也对汉武帝的进取功业酣畅淋漓地加以赞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汉武帝自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一时君臣都把变法求治、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励精图治的进程中，汉武帝得到了一批时代精英的拥戴，甚至是推动。

　　纵观汉武帝时代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将它与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趋势：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而立足于“更化”以求强盛。汉武帝与他的统治集团，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强盛，敢于知难而进，不怕承担责任，并有驾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尊重人才的政治意识 　　国势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去留。在竞争激烈、事功显赫的年代尤其如此。使不同风格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事保障。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列传》的“赞”中，大力褒奖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称之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他所论列的时代精英有：主父偃、卜式、卫青、金日磾、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石建、石庆、汲黯、韩安国、郑当时、赵禹、张汤、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助、朱买臣、唐都、洛下闳、李延年、桑弘羊、张骞、苏武、霍去病、霍光，“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最后一句，道出了这些人才在缔造盛世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稍微了解汉代历史的人，对上述不同凡响的人物都会心怀敬意。在军功显赫的年代，文士难免受到压抑，其作用容易被忽略，其贡献容易被抹煞。兹选择汉武帝时代的部分文士为例，略述其功业。他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实际操纵能力。

　　在提高儒家的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其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帝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任官制度产生的流弊，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帝。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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