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干戈扰攘、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国之初，秦王朝“作制明法”，“治道运用，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统治制度方面建树颇多。秦始皇踌躇满志，甚至预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孰料事与愿违，秦自统一六国算起，仅维持了１５年，便二世而亡。开封建社会一代先河的秦王朝，为何享祚短暂，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细加分析，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严酷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但只分派原秦国的官吏到各郡县任职，原关东贵族官僚则一律不用。与此同时，还迁徙关东豪富１２万户于咸阳，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又下令将南蛮（楚）、东夷（齐）的贵族官僚流放。修建连接各地的驰道，也是要加强对原六国贵族的防范和控制。这些高压政策，加之统一战争中不少六国贵族官僚被杀害，引起了关东贵族官僚及其后裔的强烈反抗，有的甚至提出了“复仇复国”的口号。如原韩国贵族张良，在韩国灭亡后沦落为“黔首”，因而对秦朝怀有刻骨仇恨。在其弟死后宁可不举行葬礼，也要以全部家财寻访刺客，所以才有秦始皇东巡路过博浪沙，被刺客用大铁椎猛击乘车的事件发生。国破家亡的楚人更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相号召。秦始皇不分青红皂白地焚书坑儒，也激起了不同政见的士人的强烈愤慨。到陈胜吴广起义时，全国对秦的各种积怨与忿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

浩大的战事和工程，耗费了不少国力。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北方匈奴趁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当时秦始皇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只采取厚币重贿的消极办法抑制匈奴进一步侵略的欲望，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胁，社会上甚至流传“亡秦者胡也”的说法。秦始皇要去掉这个心腹之患，派蒙恬两次率数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南北广大地区。为防御匈奴再度南犯，还下令修建了万里长城。这些举措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使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奢靡残暴给人民带来苛重的徭役赋税。经过长期战乱方实现统一的秦朝，本来就财政拮据，国库空虚，且百废待举。如能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注重发展生产，再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适当增加赋税徭役，人民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新政权才会获得喘息和巩固的时间。但秦王朝偏偏不是这样，全国统一后，仍连年征战不已，滥用民力。戍守

边境，修筑长城，建造宫殿，筑驰道，凿灵渠，转输粮草，征调了大量民力。据范文澜考证：当时全国人口２０００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数总计不下３００万，占总人口数的１５％。全国共修建了７００多座秦始皇的离宫别馆。都城咸阳附近的２７０座宫殿，还用复道、阁道、甬道等建筑连接起来。特别是渭水以南的阿房宫，规模大得惊人。秦始皇不但为生前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苑囿，而且为死后修建了豪华的陵墓。据估计，仅完成陵墓的修建，就需要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每人服役１２０多天。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赋敛无度，继续大兴徭役，修造阿房宫，发民远戍。这种无休止、无尽期的征发，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徭役繁重，征伐频仍，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饷物资供应，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税一，另有口税。可是后来却增加到占农民全年收入的２／３以上。被榨干脂膏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庸君佞臣加速了秦王朝的垮台。秦始皇的最大失误之一，是未能在生前确立太子扶苏的领导地位。扶苏亲眼见到秦始皇实行的繁重徭役、过度赋敛和苛刻刑罚，造成了社会危机，曾屡次劝谏，因而被贬到上郡，不许他在咸阳过问政事。秦始皇直到行将去世，才下诏要扶苏回咸阳，想让他继承王位。但为时已晚，“沙丘之变”使秦始皇一生最后一个不失为明智的考虑化作泡影。扶苏被假诏书“赐死”，胡亥在赵高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登上了皇位，从此加速了秦的败亡。胡亥名义上执政，大权实则被赵高独掌。赵高玩弄权术，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则恣意“指鹿为马”，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与诛杀，使大批忠臣良将死于非命，严重削弱了统治的中坚力量。后人因此评论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

记取秦亡教训，是汉初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几朝君臣都十分重视的。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了４０多年，进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正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采取了诸多改进措施。

“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

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３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 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１５岁提高到２０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奴隶制社会

的一套严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对汉初统治者来说，这个教训特别深刻。刘邦入关之初，就谴责秦“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苛法。汉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依法办事，吏治较清明；二是在法制内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较前大为宽松。 亲善邻邦，稳定边防。秦朝初年周边民族不断内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导致国力衰落，这对于西汉政权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刘邦初时虽有贸然进攻匈奴之举，导致“白登之围”，几乎丧失建国之基，但事后冷静分析了形势，改以“和亲”代替战争。吕后时，尽管匈奴冒顿单于骄傲无礼，还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对待之，并许以“和亲”。文、景两帝，也都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友好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心纳谏，重用直臣。汉初的政治智囊们普遍认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所以不时提醒最高统治者：如果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离垮台就不远了。汉初的几位帝王比较清醒冷静，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贤者各尽其言，无疑是受了这些见解的启发或影响。当初刘邦攻进咸阳后看见秦宫的珍宝美女，曾经心旌摇荡，在受到樊哙责问后，便立即打消了贪图眼前富贵的念头。刘邦晚年还割爱纳谏。他喜爱戚姬及戚姬生的赵王如意，有意废太子而立如意。但群臣认为，自古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大错是不能废的，凭一己好恶而废立，是为政之大忌。高祖终纳群臣所谏，舍所爱而不废长立幼。

汉武帝敢于杀伐决断，执法严厉，是出了名的，但总体上也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喜重用直言相谏的骨鲠之臣。为了避免偏听偏信，使下情上达，他还鼓励“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在他治下，形成了一种言路宽、忌讳少的政治清明局面，有不少大臣敢于犯颜直谏。大臣汲黯曾当着众臣之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听后大怒，拂袖退朝。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因此怪罪汲黯，相反，对汲黯更加信任敬重。重用直臣，采纳大臣们提出的正确建议，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良好效果。元朔二年，主父偃上“推恩策”。汉武帝采纳了其建议，解决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倡俭抑奢。秦王朝统治者“大兴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为此而征用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致天下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

训，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文景之治”更是开创了接连两代清明的俭朴之风。而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首先与统治集团对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认识大有关系。文帝之前的社会状况，一方面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另一方面是复苏的经济面对日益见长的奢靡之风，呈现出不堪其负的态势。对此，贾谊在《治安策》里，有非常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概括为：衣饰务求华丽，饮食务求铺张，居陈务求虚荣，视听务求声色。富人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几乎吃尽了五方美味；至于歌舞翩跹、灯红酒绿的生活，商贾富户竞相攀比，花样翻新。这样一来，生产与消费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于是，初步稳定下来的社会局势又显得动荡不安了：杀父害兄、谋夺家产者有之，偷盗宗庙门帘祭器者有之，白昼抢劫肆意行暴者有之，诈骗粮食赋税者有之，伪造凭证巧取暗夺者有之，乘坐公车、挥霍国家资财者有之。总之，为奢靡而追求财利，什么道德良心、社会规则，都难以阻止人们去铤而走险。在痛陈了奢靡之风的危害之后，贾谊指出：当前为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抵制奢靡，倡导俭朴之风；穷家底只有过紧日子，社会才不会由于经济失衡而陷入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移风易俗”，从而“使天下回心”。贾谊的主张深为新即位的汉文帝赏识，并决定把倡俭抑奢作为一项保证长治久安的根本政策加以推行。 贾谊还指出，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贾谊的这个主张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皇亲，根本不把朝廷倡俭的申令放在眼里。汉文帝见他留在京里影响不好，便遣归封邑。但刘长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挥霍国家资财，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效仿。仅因每年乘公车游山玩水的费用，就给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文帝以整肃官风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郡县罢献、侯国罢贡制度的确立，堵死了王公显宦获取奢侈品的重要渠道；列侯一律回封地就食制度的确立，使得吏卒运输开销越来越大的状况顷刻改善；裁减宫省郎员、官府吏员的数额和解散中枢警卫部队，大大减缩了国家军政开支；皇家苑囿一个个碾平散为农田，御用的马匹转给驿站，为落实取消宴游和射猎活动的命令提供了保证。还有官员俸禄的调整，廉吏要求的规定，公车制度的整顿，以及倡俭抑奢法令定期向民众宣讲的举措等等，无不体现了对制度保证

作用的重视和依靠。 一般说来，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好，但事实上，有了制度如不能实行，坏作用反而更大。汉文帝为了避免那种耽于空言、不见落实的状况出现，首先对高官显贵采取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态度。文帝前元二年冬十月，朝廷颁布了诸侯一律回到封邑去的诏令，但时隔一年，仍有许多人滞留长安。于是，文帝颁诏重申，并对曾在挫败吕氏阴谋、保住汉室江山的斗争中立下大功的重臣周勃，给予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结果骇得列侯纷纷打点行装，返回封邑。

汉文帝之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与他本人以身作则有极大关系。他在位２３年，力行俭朴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颜料染成的粗布袍，脚下套着木头皮革制成的复底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居室里挂的帘帷，全用臣工们上书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１０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有一次，地方上献来千里马一匹，时值罢贡罢献诏令颁布不久，他不仅马上予以回绝，并且察觉到积习日久、改辙不易，于是再下通告，拒绝贡献。此外，汉文帝还注意管好家属。慎夫人是他的爱妾，却“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太子（即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得文帝开创的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

总之，由于汉初统治者能够以史为鉴，汲取秦亡的历史教训，改革秦王朝的弊政，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防止统治集团腐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被历代称颂的“文景之治”。但也应该看到，汉初的改革是有其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另外，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隐患，终于在景帝三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新的灾难。 二

记取秦亡教训，是汉初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几朝君臣都十分重视的。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了４０多年，进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正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采

取了诸多改进措施。 “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３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

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１５岁提高到２０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

“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奴隶制社会的一套严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对汉初统治者来说，这个教训特别深刻。刘邦入关之初，就谴责秦“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苛法。汉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依法办事，吏治较清明；二是在法制内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较前大为宽松。

亲善邻邦，稳定边防。秦朝初年周边民族不断内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导致国力衰落，这对于西汉政权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刘邦初时虽有贸然进攻匈奴之举，导致“白登之围”，几乎丧失建国之基，但事后冷静分析了形势，改以“和亲”代替战争。吕后时，尽管匈奴冒顿单于骄傲无礼，还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对待之，并许以“和亲”。文、景两帝，也都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友好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心纳谏，重用直臣。汉初的政治智囊们普遍认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所以不时提醒最高统治者：如果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离垮台就不远了。汉初的几位帝王比较清醒冷静，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贤者各尽其言，无疑是受了这些见解的启发或影响。当初刘邦攻进咸阳后看见秦宫的珍宝美女，曾经心旌摇荡，在受到樊哙责问后，便立即打消了贪图眼前富贵的念头。刘邦晚年还割爱纳谏。他喜爱戚姬及戚姬生的赵王如意，有意废太子而立如意。但群臣认为，自古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大错是不能废的，凭一己好恶而废立，是为政之大忌。高祖终纳群臣所谏，舍所爱而不废长立幼。

汉武帝敢于杀伐决断，执法严厉，是出了名的，但总体上也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喜重用直言相谏的骨鲠之臣。为了避免偏听偏信，使下情上达，他还鼓励“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在他治下，形成了一种言路宽、忌讳少的政治清明局面，有不少大臣敢于犯颜直谏。大臣汲黯曾当着众臣之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听后大怒，拂袖退朝。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因此怪罪汲黯，相反，对汲黯

更加信任敬重。重用直臣，采纳大臣们提出的正确建议，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良好效果。元朔二年，主父偃上“推恩策”。汉武帝采纳了其建议，解决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倡俭抑奢。秦王朝统治者“大兴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为此而征用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致天下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文景之治”更是开创了接连两代清明的俭朴之风。而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首先与统治集团对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认识大有关系。文帝之前的社会状况，一方面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另一方面是复苏的经济面对日益见长的奢靡之风，呈现出不堪其负的态势。对此，贾谊在《治安策》里，有非常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概括为：衣饰务求华丽，饮食务求铺张，居陈务求虚荣，视听务求声色。富人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几乎吃尽了五方美味；至于歌舞翩跹、灯红酒绿的生活，商贾富户竞相攀比，花样翻新。这样一来，生产与消费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于是，初步稳定下来的社会局势又显得动荡不安了：杀父害兄、谋夺家产者有之，偷盗宗庙门帘祭器者有之，白昼抢劫肆意行暴者有之，诈骗粮食赋税者有之，伪造凭证巧取暗夺者有之，乘坐公车、挥霍国家资财者有之。总之，为奢靡而追求财利，什么道德良心、社会规则，都难以阻止人们去铤而走险。在痛陈了奢靡之风的危害之后，贾谊指出：当前为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抵制奢靡，倡导俭朴之风；穷家底只有过紧日子，社会才不会由于经济失衡而陷入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移风易俗”，从而“使天下回心”。贾谊的主张深为新即位的汉文帝赏识，并决定把倡俭抑奢作为一项保证长治久安的根本政策加以推行。

贾谊还指出，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贾谊的这个主张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皇亲，根本不把朝廷倡俭的申令放在眼里。汉文帝见他留在京里影响不好，便遣归封邑。但刘长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挥霍国家资财，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效仿。仅因每年乘公车游山玩水的费用，就给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文帝以整肃官风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郡县罢献、侯国罢贡制度的确立，堵死了王公显宦获取奢侈品的重要渠道；列侯一律回封地就食制度的确立，使得吏卒运输

开销越来越大的状况顷刻改善；裁减宫省郎员、官府吏员的数额和解散中枢警卫部队，大大减缩了国家军政开支；皇家苑囿一个个碾平散为农田，御用的马匹转给驿站，为落实取消宴游和射猎活动的命令提供了保证。还有官员俸禄的调整，廉吏要求的规定，公车制度的整顿，以及倡俭抑奢法令定期向民众宣讲的举措等等，无不体现了对制度保证作用的重视和依靠。 一般说来，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好，但事实上，有了制度如不能实行，坏作用反而更大。汉文帝为了避免那种耽于空言、不见落实的状况出现，首先对高官显贵采取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态度。文帝前元二年冬十月，朝廷颁布了诸侯一律回到封邑去的诏令，但时隔一年，仍有许多人滞留长安。于是，文帝颁诏重申，并对曾在挫败吕氏阴谋、保住汉室江山的斗争中立下大功的重臣周勃，给予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结果骇得列侯纷纷打点行装，返回封邑。

汉文帝之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与他本人以身作则有极大关系。他在位２３年，力行俭朴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颜料染成的粗布袍，脚下套着木头皮革制成的复底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居室里挂的帘帷，全用臣工们上书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１０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有一次，地方上献来千里马一匹，时值罢贡罢献诏令颁布不久，他不仅马上予以回绝，并且察觉到积习日久、改辙不易，于是再下通告，拒绝贡献。此外，汉文帝还注意管好家属。慎夫人是他的爱妾，却“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太子（即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得文帝开创的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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