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滇文化，是滇国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夜郎自大”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成语，许多人都知道它的典故。可是，“不知有汉”，夜郎王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滇王就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之前，中原不知有滇，滇人不知有汉。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可以说第一强的过度，彼此相邻却互不所知，不能不让人感叹远古时代是一个多么闭塞的时期。

　　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在汉朝发现滇国之后，没过多少年，这个古国就消失了，尽在《史记》中留下只言片语。后代人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确定滇国是否存在。

　　云南昆明南部的江川县李家山，有一片低矮的山丘。就连当地的人也不知道，这片土山竟是一部历史巨书，它记载着2500年前古滇国的辉煌。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李家山村民就偶尔在山上捡到雨水冲刷出来的青铜器和玉饰。20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村民修造梯田时，更是挖到一部分中小型墓葬，得到一批青铜器。

　　考古专家闻讯赶到，进行了初步的发掘工作，两个月时间内共清理发掘古墓27座，出土1300多件文物。这些文物大大多是精致的青铜器及玛瑙、玉石装饰品，均属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之间。其中，青铜器文物有1000余件，价值也最高，有戈、啄、狼牙棒等武器，也有壶、尊、洗、案等生活用品，还有锄、削、凿、纺织工具等生产工具以及鼓、葫芦笙等乐器。当时就有人推测，这些古墓群的主人可能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滇国人。但是，自从《史记》提到滇国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史书写道滇国，因此，许多人怀疑司马迁的记述并不符合史实，认为滇国并不存在。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滇国所在地呢？仅仅凭当时发掘出来的墓葬和文物，人们还无法断言这里就是滇国，也无法断言滇国确实曾经存在。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曾赐给滇王一枚王印。如果能找到这枚王印，那么一切谜底就都可以揭开了。那么，这枚王印真的存在吗？它又在哪里呢？

　　时间到了1954年10月，人们在与江川县相邻的晋宁石寨山发现了古遗址和古墓地。次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了100余件刻铸有各类人物形象和活动场景的青铜器。尽管当时已知这些青铜器大致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制品，而且上面的

人物形象和生产生活场景与内地发现的同期或早期青铜器所表现的内容完全不同，属于云南古代民族所有，但并没有人想到将这些遗物可能会与古滇王国有关。不过，由于这次发掘成果显著，人们有在1956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第二次考古，发掘了20座古墓。其中，第一座古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以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当将要清理到棺底时，突然在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拂去尘土，只见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滇国存在与否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点过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经过几十年的沉寂，19世纪末，考古工作再次展开。考古工作者再次清理出古墓58座，出土文物2066件（套）。文物中主要器物有铜鼓、铜贮贝器、铜俑、铜编钟等礼器；铜狼牙棒、铜鱼、铜矛等仪仗器和兵器；铜铃、铜策、金钏、玛瑙扣饰等装饰品及生活用具，以及用金、玉、绿松石等制成的各种珠管和扣缝缀在纺织物或毛皮上形成的“珠襦”等，其中的大墓还出土了金簪、金兽饰、金剑鞘等金器。经过专家鉴定证实，这些古墓确实属滇文化类型。由此，人们可以认定，在古代，确实有滇人在这里生活。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多年前，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占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越系民族为主体的滇民族。

　　公元前300多年前，中原大地烽烟四起，群雄逐鹿。楚威王为开疆辟地增强国力，与强大的秦国抗衡，派大军南征，欲将西南夷之地纳入楚国的领地。大约公元前286年（楚

顷襄王十三年）前后，楚国大将庄跷（jue）奉命率数万大军出湘鄂，平定了巴、蜀、黔西地区，到达梁州（今云南昭通盐津一带川滇交界处）。　　

　　在梁州，楚军遭到当地土著猛烈抵抗。土著人凭借天险牢牢守住山道，来自平原的楚军将士一筹莫展。庄跷凭着指挥得当与先进的武器，最终击败土著人，直奔滇中杀去。滇池各大小部落则联合起来，利用山地、森林与楚国正规军打起了游击战。庄跷稳扎稳打，以武力平定了诸部落的抵抗，在滇池沿岸扎下了坚固的营盘。

　　几个月后，庄跷再次率军出击，一举平定了洱海周围的昆明部落，而后继续东征，直打到今曲靖一带，滇中、滇西、滇东、滇东北数千里之地先后纳入庄跷麾下。收服西南的任务完成了，楚军准备班师回国。正在此时，庄跷得到消息：就在几年前庄跷率军横扫西南的同时，秦军也随后而来，曾被庄跷平定的巴、蜀、黔西等地已被秦军夺取。

　　这时的秦国，实力已经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庄跷要想打败秦军，杀出一条回国的血路，已经不可能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率军返回滇中等待时机。

　　远征军征战数年，如今又归途受阻，一时军心涣散，人心不稳。庄跷左思右想，只好下令全军入乡随俗，穿上当地民族服装，遵从当地民族风俗，融入当地社会中做当地百姓。

　　几年之后，庄跷的数万大军不再是持矛执戟的战士，却变为地道的当地百姓了。他们首次将中原文化大规模地传至滇中，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冶炼技术、建筑艺术等。

　　新鲜血液的加入，使滇人的文明发生了质变，滇中地区迅速繁荣起来，势力不断扩大，庄跷众望所归地成为滇人部落之王。

　　这时，秦国一面忙于“扫六合”，一面派军进攻滇中。以庄跷为首的滇人部落拼死抵抗，依靠地利、人和大败秦军，将秦军打回巴蜀。从此，滇中归于平静。

　　看到滇人部落日益强盛，庄跷萌发了建立国家的念头。凭自己很高的威望，庄跷与滇池各部联合，成立了滇国，登上国王宝座。

　　庄跷建立的滇国，是滇中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势力范围北起南盘江，南至红河，西抵澜沧江东岸，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刘彻为打通从四川到西域的“蜀身毒道”，发兵进攻滇国。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正式承认滇国，并赐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一枚。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西汉末年，汉族人大量移民云南，郡县制得到巩固，滇王的地方政权被逐步取代。到东汉中叶，滇国已完全销声匿迹了。　　

　　滇国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居住，而且因崇山峻岭而与中原隔绝，因此养育了独特的滇文化。

　　滇国人很少受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这在青铜文化中反映出来。

　　滇国青铜器，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就以器物和种类而言，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还是装饰品，滇国人样样都用青铜制作，而在中原地区，青铜器多只限于兵器和礼器、乐器。尤其是滇国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多为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图像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节，很少有艺术的夸张和神秘色彩，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虫，刻画得十分细致逼真、生动。滇国特有的“贮贝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这种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器内贮藏的贝壳，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与中原的国之重器鼎相对应，滇国也有自己的国之重器——铜鼓。滇国铜鼓制作精美，纹饰繁缛（ru）：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

　　铜鼓原本是权力的象征，是原始部落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滇人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凡人可以通过击鼓与神灵沟通。因此，他们在祭祀中一定要击鼓。此外，铜鼓还是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同时，铜鼓又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牛虎铜案”是滇国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天下无双的国宝。

　　 “牛虎铜案”是滇国当年祭祀时盛放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状为一头站立的大牛，四蹄就是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下站着一头一小牛。大牛身后是一头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就的猛虎用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更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

　　“牛虎铜案”的最大价值在其艺术风格上。它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

牛与虎的神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　　

　　滇国人在制造青铜器时，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图腾崇拜在滇文化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图腾通常被视为吉祥物，灵物和氏族标志，是灵物崇拜的一种；而图腾神则被视为保护神，他们既是氏族、部族、甚至民族的始祖，又是某种地位很高的自然神。它是多神崇拜中的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混合产物。各个部族、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以祈祷保佑安康、兴旺、发展和威慑的力量。

　　中原人崇拜龙，契丹人崇拜狼，滇人则崇拜蛇，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认为自己是蛇的子孙，并因此逐渐发展和形成了独特的蛇文化。从蛇图腾的超人的神力，如祭礼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如青铜兵器反映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产、生活中的蛇头銎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饰，以及蛇纹身。他们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能驱赶和疾病，达到清吉平安与发展。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在古老的滇民族中，有着各种各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非常奇怪、残忍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流行血祭。

　　古滇国时期，西南山区各部族间战事频繁。他们之间的战争却并非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掠夺奴隶、抢劫财物或是降服异族并迫其纳贡。

　　两千多年前，滇池一带不仅生活着滇人，还生活着以“昆明”为族名的昆明人——云南昆明市的名称正是由此而来。滇族与昆明族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滇人当时势力强盛，但是昆明人也是历来以强悍和“善盗寇”而著名的，滇人并不总是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原始民族敬重勇士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承认昆明人的勇敢，因此非常喜欢用昆明人的热血来祭祀神明，取悦上苍。仅仅为了祭祀的目的，滇人也会主动进攻昆明人，掠夺奴隶以及贡品。

　　相比于更为原始的昆明人，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滇人在战争之前往往就进行周密的准备。而且，点国人的军队整齐划一，前排是射手，手中握着弓和从中原地区买进的弩

。他们还有骑兵，骑着鞍辔齐备的战马。身穿轻甲，左冲右突，速度快，反应灵活。面对装备精良、战术先进、准备充分的滇军，昆明人的胜算是很低的。　　

　　反抗者的头颅会被滇人割下，挂在马上或者提在手中，而投降者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滇人在胜利后，会展开像狂欢节一样的劫掠。不仅是牲口圈中的牲畜，有躲在屋子里的妇女和儿童也会被统统作为财富带走。然后，部落里还活着的成年昆明男子会被集中到一起，带回滇人的领地。妇女和儿童会被作为奴隶为滇人纺织和放牧，成年的男性昆明人则会被挑选，被买卖。但是，其中总有健壮勇武的，会被留下来。这样的战俘会被滇人用于最神圣的场合用于活祭。

　　天气晴朗的初春，对于滇人来说有重要意义。再过不久，就是一年中的播种时节。同时，春天到来，万物繁衍，滇人的婚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当祭司们选定日子后，不幸的昆明囚徒会被从牢里拖到一个空场里，绑在柱子上。空场中央立着三个叠放的大铜鼓，象征着农业之神，鼓面多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代表了天，鼓身上刻、铸的各种场景则代表了人间的生活。这个昆明囚徒将被滇人作为活祭献给农神。主祭的祭祀是女性，这大概是因为滇人当时刚刚走出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的缘故。主祭者头发向后梳理得平整光洁，在额前中分为两半，在颈后束成银锭形的发髻，身穿对襟无领、衣长及膝的长衫，通身珠光宝气。在她的指使下，囚徒的头颅被一刀砍下放在祭器中，囚徒的鲜血洒在土地上，在滇人看来将会让神明肥沃土地。滇人热切盼望着用敌人的鲜血换取庄稼的茁壮生长。众所周知，腐败的动物遗体会让土壤更肥沃。滇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单纯地认为是人的血肉让神因喜悦而赐福。

　　祭祀的仪式完成后，男女就可以在桑林中自由媾（gou）合，以求阳光普照、万物繁衍、人丁兴旺。

　　活祭的场面在今人看来那样残酷，却被古代滇人视为理所当然。滇国的能工巧匠们用青铜将活祭的场面铸造成型，在大量青铜器上作为装饰。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那、蛮荒的世代有更多的了解。

　　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楚将庄跷（jue）奉命率军征西南，因被秦军阻挡归途而滞留当地。庄跷下令全军入乡随俗，自己成为滇人部落之王，后又与各部落联合，建立滇国，成为第一代滇王。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派兵进攻滇国。滇王归附，汉武帝赐给滇王

一枚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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