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畸形审美情趣：男女着装佩饰以“阴阳颠倒”为美。女子常着男人装，而男子则“为妇人之饰”，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一些名流，过分注重其仪容的修饰与化妆，用面脂、唇膏、簪花等女用化妆品粉头饰面，一度成为一种时尚。身为男子却爱化女性妆、佩女性饰。

　　从史书上不难发现，隋唐五代时期的男子中多“小白脸”。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便是典型的“小白脸”。《旧唐书》上说张氏兄弟是“傅粉施朱，衣锦绣服”，那张昌宗更是被美誉为“人言六郎(张昌宗排行老六)面似桃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男子弄得油头粉面，扮装得像一个现代“人妖”，大概跟武则天、太平公主等大唐权贵妇人喜好“小白脸”有很大关系。武则天挑选陪侍美少男的标准就是“洁白美须眉”。

　　既然上层权贵妇人喜欢“小白脸”，朝野上下就竞相仿效之，男子做美容、化女妆，装饰打扮标新立异，日渐成为一大时髦。《新唐书》记载唐朝末年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矜严盛饰”，不仅相貌雄奇、性情严谨，还喜欢修饰外表，每当他梳洗时，便命侍者前后置放两面大镜子自照。唐懿宗时代的诗人李山甫姿容秀美，头发长达五尺余，每次沐浴后便让二婢女把长发“捧金盘承而梳之”，遇到有客人造访时，常常会将其误认作女子。

　　唐代小说家沈既济最早借“狐仙”拟人的《任氏传》一书中，描写了一个风流才子韦崟，这韦崟打探到朋友新近物色到一位绝色美女(实为狐仙)，“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从中可知在当时男子使用唇膏是件很平常的事儿。当然，韦崟之类的风流男子也惯于“傅粉施朱”，打点粉底再抹面脂，在武则天时期的男子中已经流行。

　　曾任唐朝宰相的路岩善于修饰，曾经成为时尚男子仿效的对象。路岩裹的幞头(包头的软巾)式样很美，很快就风靡一时。为标新立异，路岩就剪掉了幞头纱巾的脚。于是知情者在街巷遇见仿效路岩原幞头四处炫耀的，便会讥笑道：“路侍中(路岩曾任侍中，即宰相)早已不戴这式样了。”

　　隋唐五代时期的时尚男子还流行“以香熏衣”。用香熏衣之俗，大抵始于汉代，至唐朝已经十分盛行。《旧唐书》上说曾任太平节度使的柳仲郢“以礼法自矜”，“厩无名马，衣不熏香”。官吏不“以香熏衣”被史书上作为“以礼法自矜”的例证之一，可见当时男子熏香风气的盛行。

　　这一时期的男子还流行戴簪花。簪花本是古代女子将花朵插戴在发髻或冠帽上的一种装饰美化，其花或鲜花，或罗帛等所制。在唐代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妇女戴簪花的形象，如《簪花仕女图》等。但最晚在唐玄宗时便有男子簪花的记载。玄宗时期的汝阳王小名花奴，他曾为玄宗敲击羯鼓，玄宗听得欣喜便亲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又一次玄宗与曾任中书舍人的唐代文学家苏颋等郊游，苏颋即兴作诗，玄宗认为是美文，就将“御花”(玄宗自己头上所戴)插在苏颋的头巾之上。由此可知，当时至少在宫廷中已经流行男子簪花。

　　男子簪花风俗，还能从这一时期的不少诗作中得到印证。杜牧便有诗曰“尘世难适开笑口，菊花须插满头归。”这菊花是插在男子头上的。大约自五代起，男子簪花已经开始流行，至五代后期更是蔚然成风，乃至成为官方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后梁开平年间，有个叫李梦符男子，“洁白美秀如玉人”，四时常插花遍历城中酒肆，高歌狂饮，还作诗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后唐人霍定每逢春游曲江时，即花重金雇员偷采贵族宅院中的名贵兰花“插帽”。闽主王延羲在遇害的当天，还在头上插了几朵花，从宫殿出来时，门帘三次拂落簪花，他“整花上马”，却遭侍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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