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

清入关后奉行“首崇满洲”政策，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他们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诸多经济特权，长此以往，八旗日益衰败。再加上旗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原来的官位和八旗兵额也都已经饱和，新增旗丁便很难再按照原来的办法授予官职，甚至连土地都很难再分到了。结果，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旗人由于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的次数也日渐减少，固有的纯朴尚武风气慢慢退化，而在生活上追求奢华，不少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四处惹是生非，甚至打架斗殴，为非作歹。为了整顿八旗风气，嘉庆、道光帝采取了很多措施。禁止旗人赌博，不许看戏，不许穿衣奢华，不许进茶馆等，但都没有真正改变京城八旗子弟的风气。

(一)严查京城旗人聚赌

京城旗民聚赌自康熙朝以来就屡禁不止，但当时内城还算清净，尤其是在旗人官丁中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旗人聚赌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内城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赌的背后还有诸多王公大臣的庇护。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出现“袁锡聚赌案”。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此案，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惩。令嘉庆帝气愤的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明安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事后又经鄂罗锡叶勒图说情，通过家人出面，接受袁锡贿送的500两白银。后来听说风声很紧，才将受贿的白银吐出。鄂罗锡叶勒图、袁锡都是朝廷官员，而且作为步军统领的明安收受贿赂，包庇赌博。明安、鄂罗锡叶勒图、袁锡等人都被革职拏问。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又对京城旗人聚赌案件进行了集中查处。先是御史韩鼎晋奏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很多都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帝立即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当即查知有一个杏花天赌场，甚至还有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参与。但等到缉拿时，聚赌之人早已逃散。嘉庆帝感觉到这起聚赌事件有蹊跷，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说他怀疑禄康的轿夫也在其中。嘉庆帝于是改命英和与桂芳负责查办此事，经开局轿夫头徐四核实，禄康的轿夫的确也参与了聚赌。后经英和、桂芳查实，徐四等人自从嘉庆十四年起就经常开设赌局，这使嘉庆帝感到非常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有一案惩办一案即可，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亮、禄康这些身居高位的大员、要员，不仅未能管束自己的下属，而且千方百计地对其予以包庇，这是嘉庆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嘉庆帝严惩了明亮和禄康。此案的首犯徐四等人处以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参与聚赌的各犯，枷号一年，期满后发往极边充军。

接着，嘉庆帝又连续查处京城聚赌事件十余起。嘉庆帝命令将所有查到的聚赌房屋罚没入官，并规定以后若再有开赌者，除没收房棚，还要治房主之罪。如果租用的是官房，则要追究经管之人。

这次查赌结束后，嘉庆帝又把对赌案负有管理责任的官员全部予以处罚，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右翼总兵本智等人，都被降职。即便是负责查赌的英和，虽然办案有功，但他是户部侍郎、京营左翼总兵，而查获的参赌旗人大多隶属左翼，因此也难辞失察之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到了道光朝，京城旗人聚赌的问题依然严重。道光二年(1822年)十二月，甚至有太监家属在圆明园附近开设茶馆，招引附近旗民饮酒聚赌。道光五年，闲散宗室福山等人召集无赖聚赌，被革去四品顶戴，发往吉林。诸如此类，层出不穷。

(二)禁止九门内开戏园

嘉道时期，朝廷力图整治旗人习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严禁旗人官员看戏。嘉庆朝曾多次下此禁令，但收效甚微。自清初以来，内城就禁止开办茶园、酒楼、戏馆等，但后来禁令难以执行，内城也有不少地方办起了戏园。为了防止旗人沉迷奢华娱乐的生活，嘉庆严禁内城开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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