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张之洞与西太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金銮琐记》亦有诗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作者高树在诗下自注：

“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鬅鬙，孝钦焉能无感！”

张之洞与1903年奉旨朝觐慈禧太后，时年六十七岁。慈禧太后比张大两岁，庚子年后亦年老力衰，会见大臣时忆及西狩苦况常做涕泪流状，因张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宠任素专，此次君臣相见，竟无语对泣，诚为百感交集后的心境悲凉，时人粗线白描的作诗记事，亦足以传神。

相比于当年湘淮军诸路豪杰封疆各地、清流众君子喧哗朝野的同光盛状，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慈禧太后，都能体会到那批中兴名臣凋谢后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这种孤独与落寞，不但没有因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蒸蒸日上而有所减弱，反使慈禧与张之洞感到惶惑与无助，而在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类相属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绝迹。

张之洞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国事日非，心境悲凉，这次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如往观慈仁寺观松，则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又作诗：“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历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以历史进步主义为尺度，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显见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张之洞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心境”；“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

时势变换，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其中称：“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在朝廷的屡次电促下，张之洞与刘坤一于1902年7月合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提出“兴学育才”四“大端”、“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由于刘坤一此时已经衰病残年，“江楚会奏三折”实际上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化，由此成为清末新政的总纲领与路线图。

维新派喋血街头不过三五年，清末新政事业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次铺开，而且走得更远、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更深，历史的吊诡而残酷，又何须多言。事实上，“江楚会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务派的主张，也融合了维新派的观点，但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实际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轻操切的变法书生们所不能企及的。这是经过多年斗争乃至流血后的教训所凝结成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封疆大吏对国情传统及政治运作悉加洞察后的精妙设计，假以时日，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未必就是一个迷梦。

变法更张势必牵动四面八方，除旧布新也难免豕突狼奔，历史的车轮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设计蓝图而无强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终的结局亦将一哄而散。1906年，张之洞入京陛见时，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张之洞闲聊中提及废科举后湖北兴办新学之事，言辞中不免有夸耀之意。王冷笑一声，袖出一册《湖北留学生界》示之，张之洞阅数页默然无语。退朝后，即电令鄂督将与事的留日学生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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