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监狱的是非常严重的，当时这叫做“庾毙”，即在监狱里病死了。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上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的在押人员，竟然高达一两千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到底，弊根则在于当时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当时看守监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顾名思义，这不是“官”，而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差役。照理说，他们并无多大的权力。然而，监狱之内，天昏地暗，潜规则横行，隐权力暗生，狱吏如刀俎，监犯如鱼肉。狱吏的举手之力，可以决定监犯的祸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话来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总之他们可以用来“威福”的隐权力极大。

进“老监”还是“现监”，要靠 “权力赎金”决定

清代的文学家、桐城派祖师爷方苞曾在 康熙 五十一年三月(1712年)，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监狱刀俎格局的窗口。

方苞说，他在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每天都有三四个“庾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方苞到底是读书人，不知江湖险恶，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的知县，他告诉方苞：“这是瘟疫发作了。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杜知县说，你看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监，每所老监有五个牢房，禁卒住在中间一间，墙有窗户，屋顶也开了天窗，可以透气通风，住着就比较舒坦;其余四间，则不开窗户，经常关着两百多号犯人，落锁之后，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加之冬天时，贫苦的犯人席地而卧，到了春季，地气变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监狱夜里又不开锁，常常人死了，活人还得跟他挤在一块睡，所以受瘟疫传染的人很多。

除了上述四所老监，刑部大牢里还有五间板屋，生活条件相对“人道”一点，叫做“现监”，即临时羁押所的意思。按旧典，这是用来关押犯事官员、轻罪犯人及涉案证人的。但是现在，犯下重罪的大盗，反倒住进现监，罪轻的穷人，则关入老监受罪。与方苞同案的朱翁、余生，罪不应重罚，却都在老监里“庾毙”了。还有某氏，儿子不孝，结果左右邻居都作为证人被戴上刑具、押入老监，“号呼达旦”。

后来，方苞发现这刑部大牢内外，寄生着一个以监犯膏血为食的权力集团，主要由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等人员组成。他们视监狱为财源，抓犯人很积极，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也是先抓起来再说;抓人之后，又不问有罪无罪，一概铐上枷锁铁链，先投入老监，关上几天。所以刑部大牢里总是人满为患。然后，禁卒就来找囚犯做思想工作：你是想继续呆在这老监，还是交笔钱出来，换个牢房，或者取保候审?你看着办。至于钱的数目，视囚犯的家境而定，到手后，由禁卒、狱官等瓜分。

这笔买命钱，与肉票交给绑匪的赎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绑匪凭恃的是血淋淋的黑色暴力，狱吏倚仗的是白中带黑的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力赎金”。

面对禁卒这种赤裸裸的勒索，已在老监中尝尽苦头的倒霉蛋们，哪里还有商量的余地?略有家产的，都竭尽财力找中人保释;掏不出那么多钱的，也想去掉刑具换到现监中，费用也要数十两银子(清初的白银比较值钱，数十两银的购买力相当于近万元人民币)。

至于身无分文的穷人，对不起，那就披枷带锁呆在老监中慢慢消受吧。这就是监狱的“刀俎—鱼肉”关系格局。狱吏利用这一“刀俎—鱼肉”关系，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交易模型：囚犯支付权力赎金，购买免受折磨的待遇;狱吏是刀俎，掌握着全部定价权，囚犯是鱼肉，完全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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