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

那时，洪秀全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冯是君子，被人算计而不知。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实则杀人灭口。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作者：刘刚、李冬君，原题：《从思想者到阴谋家——洪秀全的演变》

宗教灵感让落第书生绝处逢生

1843年，广东发生了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四次落第，回花县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两广总督祁某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被礼部议驳，以老病乞休。两件事都与科举制有关，微妙的国运系于科举一线。

洪秀全是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却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个四次落第的书生，在绝望中认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决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种真正的绝处逢生的感觉。历史上，我们看惯了英雄末路的沮丧，听够了怀才不遇的喟叹，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种苦涩的美感，这种美感早已构成我们历史观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的灵感来源于基督教，其信念却根植于中国古史，洪秀全以一个崭新的诠释将二者沟通，赋予了运动灵魂。他在《原道觉世训》里说：

中国上古时，君民一体，都拜上帝，自秦皇迷于神仙，狂悖而死，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号，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识皇上帝。

孔子之后，圣人取代上帝成为文化的主宰者。通观二十五史，我们发现，孔子的内容是上帝的两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说：“尔（孔子）声名反大过于朕乎？”洪秀全能发现这一点，也算个天才了。

太平天国设添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称孔子为“孔某”，在“上帝”二字前加“皇”字。耶稣的原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各司其职。洪秀全加一“皇”字，将基督精神纳入王权主义，使政教合一。

对于这场中国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基督教运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曾从历史动力的角度作了很高评价，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评价却截然相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在访问天京之后，发现洪秀全疯了，因为洪硬逼着传教士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国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见到的代表。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以轻蔑的口吻写道：天王（洪秀全）是一个最为顽固的、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这个异端是从中国古史里跑出来的，他的来路不一样。

洪秀全用“新思维”为起义作了思想、准备

据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没有露面。那时，他“避吉”在乡下胡以晃的家里。

历史事实的小虫子，往往蛀穿逻辑，一个细节改变了定式。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历史紧要关头，革命领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咤风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将这样的历史图式，烙在我们的记忆里，以至于不惜用这样的图像记忆，诱导历史事实。而事实是，金田起义，洪秀全不在现场，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猝然发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姜涛文章《金田起义再辨析》。

至于天王东乡登基，更是政治幌子。其实，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启之后，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开——“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王权合法性来源当然来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天兄则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对天兄负责，而最高指示来自天父。这样就为天王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了一个宗教的依据。

冯云山缺乏这方面的宗教灵感，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个儒生，骨子里仍受着儒教理性的约束，虽为运动巨擘，但其神化作用有限。

前面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观念灵感源于古史，而天父天兄附体仪式，则来自广西民间“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觋文化并西化的产物。“降僮”指神灵附于人体上而为灵媒——僮子。神灵附体时，僮子一改常态，全身颤动，或闭眼，口吐白沫，代神言语，而为神谕；或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以显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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