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满洲(当时称为建州女真)的没落的上层分子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讨伐他的仇人，经过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满洲政权金国——后来称为清朝。又经过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满洲贵族统兵入关，逐步统治了明代原来的整个疆域。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才被推翻。

满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个少数族在二十八年间能人关统治高度封建化的广大的汉人地区，而且后来在和祖国广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对祖国疆土的奠定和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满洲入关前的社会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

我们从接触到的资料中知道，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致的。它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掳掠朝鲜边境的人口、物资，朝鲜官吏李竞令边将切责他们说，“汝等近居我境，乞索盐酱口粮，辄便给与，恩养足矣。但尔等虏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往往有逃来者，审问根脚，中国人发还辽东，我国之人仍令复业。……我国何负于汝，……近者结聚群党，暗入作贼，虏去男女七十余口，杀害四十余口，牛马财物，尽数抢夺……”(么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日本缩印本8册，240页)。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朝鲜官吏曾说，“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李朝实录·成宗》卷八十，缩印本16册，59页)。

努尔哈赤十岁(1568年)丧母，和继母不相得，在十九岁时(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给些须”(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页)。这里的“家私”，在《满洲实录》，汉文作“家产”，满文作“阿哈·乌勒哈”(ahaulha)。“阿哈”，汉语是奴隶；“乌勒哈”，汉语是家畜。

奴隶在建州是公开买卖的。《李朝实录》记载说：“唐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以马一匹买于毛邻卫”(《成宗》卷一五二，缩印本17册，19页，时在1483年)；“彼人(建州)以我国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燕山君日记》卷十七，缩印本19册，199页，时在1496年)。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年)，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年)。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璦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净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一工521年。《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年)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43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缓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8页)。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缓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日印本，24l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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