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承继皇位。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⑴。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⑵，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⑶；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⑷；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⑸；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⑹；特别是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⑺，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⑻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⑼1629年10月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⑽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更是极力采取笼络手段，甚至不惜高官重金。1629年（天聪三年）6月，皇太极诰谕诸贝勒大臣，“满、汉、蒙古中，有谋略素裕，可裨益军政者，各以所见入告，朕将择而用之。”⑾1631年（天聪五年）11月皇太极在攻下大凌河以后，“以明大凌河各官归附，仍旧原衔，分别授职，赐以世袭敕书”⑿，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八贝勒轮流宴请、款待，以安其心。对于明降将祖大寿及其子侄，皇太极令“各赐房屋，以客礼恩养之”⒀。1633年（天聪七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投清，皇太极亲自以满族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赏赉甚厚，即日授都招讨印”⒁。1642年（清崇德七年）松山之战，掳明将洪承畴，“上（指皇太极）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⒂。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引为心腹。汉人谋士范文程，原系辽东土著大地主。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宠，委以大学士重任。每议大政，太宗总是问：范章京知否？甚至在范病疾时，都得“待公病已，决之”⒃，后来范为清军入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据有人统计，“自崇德六年定三院，至顺治二年，此十年中，任大学士者为刚林、范文程、希福、鲍承先、洪承畴、祁充格、宁完我凡七人”⒄，其中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洪承畴等均系当时的汉人名儒。1629年（天聪三年）8月皇太极下令开科，凡“诸贝勒以下及满、汉、蒙古家都有生员，俱令考试”⒅，结果录取了二百个本来为奴的汉人生员。重用汉官和汉人知识分子，反映了满族统治者联合汉族统治者以强化其统治的愿望。此外，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皇太极分编汉军八旗作为八旗组织的一部分。1633年（天聪七年）皇太极令八旗属下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抽一，以旧汉人额真统率，另编成汉军一旗。汉军旗与满洲八旗编制相同， 以后又陆续编旗，至1642年最后编成汉军八旗。皇太极是汉军八旗的最高统帅，可以随时调遣指挥。这样既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扩大了兵力，又笼络了汉族地主阶级。
    皇太极还采取改族号、国号、模仿汉人制度、学习汉文化等手段，极力冲淡和消除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宣布，“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准再称其为珠申（诸申，即女真）。翌年，皇太极又宣告改“国号曰大清”，废金国之称。改女真为满洲，改金为清，其主观意图就是要隐讳女真和金朝。因为女真和金在历史上曾侵扰过中原，容易触及汉族人民的隐痛而诱发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其中央的统治机构亦是以汉族的制度为蓝本进行改制的，设置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若干人；并设置吏、户、礼、工、兵、刑六部，各部内设满、汉承政、参政、启心郎及办事笔帖式等；还设置掌监察的都察院、专管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这些机构的设置，即是“照蛮子家（指汉人）立的”⒆。皇太极自己也认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⒇。皇太极模仿汉制，学习汉文化，对于满族社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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