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科学观
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跨世纪的文化巨人,梁启超的贡献和影响几可称“无远弗届”。在“西学东渐”的19世纪晚期,在“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中,梁氏就有不少重要思考和言论,对同时代人及后世都产生了影响。以此视角解读梁启超,对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在当下思考与科学有关的文化问题,当有启发意义。 ——编者
梁启超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一直倾心于西学。在清末,他通过自己所办的报刊大力介绍和宣传西学,其中自然包括西方的科学。但也正因为其精力所注在介绍与宣传,所以,也还未曾明确地形成他自己特有的科学观。真正表现出他的科学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主要有三篇著述,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欧游心影录》的《科学万能之梦》一节;二是1922年他在科学社年会上的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三是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所发表的《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仔细分析这三篇文章,可看出梁氏对科学的看法是有所变化的。
在《科学万能之梦》一文里,梁氏因受欧战大破坏的刺激,尤其是受到他所接触到的西方一部分思想家、学者的悲观情绪的感染,他着重指出科学大盛行,造成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缺少了意志自由,使人们多少丢失了善恶的责任感,引起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严重冲突。在他看来,科学不能不对大战的灾难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过信科学万能”,是一大失误。他借西方人之口说出“科学万能论破产了”。不过梁氏终究是一个有理性的学者,他特别声明一句:“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这就是他1919年冬天,根据对战后欧洲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篇讲演里,他的基调颇有些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德赛二先生在中国似乎是最受敬仰的两个偶像。从笼罩在一片悲观气氛的欧洲回到新思潮狂飚突进的中国,梁氏对科学,即赛先生不觉间增加了几分敬意。况且,他讲演的场合是科学社的年会,他的听众都是科学家和一般敬信科学的知识分子。所以,梁氏在这篇讲演里,正面地讲述他对科学的认识,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严厉批评了中国人以往对科学的误解和曲解: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以为只是形而下的器艺之学;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以为科学仅仅是指科学所造就的种种结果,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强调凡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的。若离开科学精神,任何学问都是做不成的。这是他对科学比较深切的认识。本着这种认识,他又严厉批评了中国人因不能正确认识和运用科学,所以在思想学术上便一直存在着笼统、武断、虚伪、因袭和散失等五大病症。所以,通篇讲演贯穿着宏扬科学精神的主调,没有讲一句贬低科学或是说科学有什么局限的话。
第三篇《人生观与科学》是1923年5月下旬写出和发表的。是年1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的讲演,宣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将科学逐出人生观之外,遂引起地质科学家丁文江的反驳。张、丁二氏皆梁氏好友。不过张氏早于清末即追随梁启超,其思想与梁氏更为接近,交往亦更深。梁氏此文对二氏皆有批评,其基本倾向是科学只能解决人生大部分问题,一小部分,但却是更重要的部分,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他主要是指情感的领域,如爱憎、审美之类。他认为这类情感,带有不可认知的神秘性。他极强调这一部分对人生的重要。他说:“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他的结论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观察此后梁启超的言论著述,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科学观的最终表述。
梁氏何以会有这种二元式的科学观呢?
我以为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思想的不彻底性。梁氏是一位知识面很广的学者,但钻深研极的著述甚少;梁氏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而其思想多流于常识的范畴,甚少精深的追索。因此,梁氏够不上一个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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