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学中的今古学之辨

《教学通义》之“六艺（上）礼”一节，有一大段论述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确很相近，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文中说：

今修《礼案》，欲决诸经之讼，平先儒之争，先在辨古今之学。今古之学，许叔

重《五经异义》（今陈氏辑本尚存百余可据。）、何休《公羊解诂》辨之，近儒陈左海、

陈卓人详发之。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辨今古礼，当先别其书。

今[1]学者，周公之制，以《周礼》为宗，而《左》、《国》守之。孔子改制之作，《春秋》、

《王制》为宗，而《公》、《榖》守之。……

以下分别论述：孟子、荀子及战国诸子、《仪礼》经记、两《戴记》各篇、《易》《诗》《书》诸家的今古学分属情况，及两汉经今古学分野大势（从“率皆今学”到“多古学”）。[2]

如果我们将这一段论述从上下文中抽出来看，无论是就其划分今古学的标准、对两《戴记》各篇的分析、还是对两汉经学发展趋势的描述等等都与《今古学考》多有相同之处。所以有学者说：“以《教学通议》有关古学今学的论述，同廖著（指《今古学考》——引者按）对照，则袭用廖说的痕迹，显然无法掩饰。”[3]并非毫无根据。

但是我们将有关论述返还《教学通义》全文的语境，康有为与廖平的看法实在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证据不单足以让我们重新考虑“袭用”的可能性，还促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康有为此时的治经取向。

第一，关于判分今古学的旨趣。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归属于《教学通义》之“六艺（上）礼”这一标题之下的，这是他旨在恢复周代伟大的“公学”（包括：“幼学”、“德行学”、“艺学”、“国法”等）之重要内容的“艺学”（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第一项，即礼学，而规划的《礼案》，他认为要编好《礼案》，须“先在辨古今之学”。而《礼案》的功能是 ：“夫存案之设，所以备时行律例之穷，为参考酌改之用，非以博闻见也。”[4]廖平《今古学考》的用心则在于：“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原文有注，此略，引者按），以成蜀学。”[5]这种志在经营天下的志士的怀抱，与考古析学的经生的努力是大不一样的。

第二，关于从礼制分别今古文。当然，康有为的工作的根据地有“陈氏辑本”之“许叔重《五经异义》”，即陈寿祺的辑注本《五经异义疏证》，以及“近儒陈左海、陈卓人”等已经作了充分讨论的成果。这与廖平《今古学考》的一部分根据相同，所以结论有相近之处，也不奇怪。但是康有为仅仅是从礼制、礼学的范围来讨论今古学的分野问题，许慎的《五经异义》“本为评述礼制之书”，[6]又诚如廖平指出的“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7]《教学通义》不过循古贤近贤之旧途径罢了。并不像《今古学考》蔓延至群经划分为今与今同古与古同各自道一风同势同水火的两大派。[8]《今古学考》有孔子早年、晚年分别两派之说，而《教学通义》则专心于分辨“周孔之异制”，这也不能说是无差别的。至于以《王制》与《周官》为纲领分判今古学，虽在《今古学考》中有更系统而宽泛的论证，此意也早已由宋翔凤先得之了。[9]当然，根据礼制来谈今古学的分野，这是他们可以相通之处，难怪康有为要就《今古学考》引廖平为知己了。

第三，《教学通义》与《今古学考》对《公羊》与“口说”在今文经学中的地位的认知的分歧也不小。《今古学考》的根源一大部分在于其《榖梁》学的研究，廖平的心得是《榖梁》的礼制与《王制》相通，这是他将《王制》作为今学纲领的重要根据，他认为《榖梁》为纯今学，而《公羊》是杂有古学的，所以在他的今学观念里《榖梁》的地位一定是在《公羊》之上的。这无论在取径与见解上，都是别具一格的。[10]而《教学通义》则无例外地必将《公羊》的位置摆在《榖梁》之上的。它还引纬书“《孝经纬》曰：‘商传《春秋》’”来论证“《公羊》《榖梁》，子夏所传，实为孔子微言”[11]《今古学考》论学重“明文”而轻“口说”、重本源而轻“推例”。所以它提出新见解说：“实则群经著录，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齐语，是秦前先师，非汉后晚师。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不著竹帛也。”[12]而《教学通义》强调的恰恰是“《春秋》以口说流行”，[13]拾取的恰恰是“旧说”：“《春秋》既改制度，戮当世大人，自不能容于世，故以微文见义，别详口授，而竹帛不著焉，亦其势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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