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康有为与廖平之间有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廖平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分别“祖述”自他的《辟刘篇》、《知圣篇》，[①]康有为予以否认。

康氏自称，其“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既因1888年冬上书失败的刺激，[②]又承常州公羊学派之风而起，当然更得自他本人的不经意间然而却颇为神奇的对《史记》、《汉书》所作的孤明独发的比较研究。[③] 

而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却不为师讳，他既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称：“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引者按：廖平为四川井研人，此处“井研”，指廖平），不可诬也。”[④]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其底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⑤] 鉴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学者多重视其指证而信从廖平的指控。

无论如何，梁启超所提到的《政学通议》确很重要，因为此稿不单可以为有兴趣重探此案的学者提供线索，也是探讨康有为早年经学思想及其演变的不可或缺的材料。不过此稿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颇不易见到，现有经过整理的两个版本可供参考。一是收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的题为《教学通议》的本子；[⑥]二是收入《康有为全集》第1集的题为《教学通义》的本子。[⑦]从该书扉页所收“图三《教学通义》手稿”的书影看，题名应以《教学通义》为是。[⑧]

通过《教学通义》而考察康有为早期经学取向的，迄今为止大体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此稿基本倾向古文经学。以汤志钧为代表。他认为康有为虽不能算古文经学家，但是“尊周公、崇《周礼》，在他这时的思想上，确占重要地位。”[⑨]此说与梁启超的看法很接近。二是认为此稿体现了康有为在今古学之间的自相矛盾。以朱维铮为代表。他把《教学通义》与廖平的《今古学考》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该手稿“内容可证康有为早年的确‘酷好《周礼》’，但涉及经学，前宗刘歆，后斥刘歆，必非同时所撰，可能是见廖平《今古学考》后曾加修改，但无法克服今古文矛盾，最终只好弃其旧说，另撰《新学伪经考》。”[⑩]这可以说是把对康氏承袭廖平学说的怀疑，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蔓延到更早的著作《教学通义》上去了。受这种看法的影响，张勇认为《教学通义》“现存抄本‘春秋第十一’一节，有‘孔子改制’一段，其意旨与全书及该节思路不符，显然为后来添加。”[11]三是重视《教学通义》中的今文经学思想，认为康有为早期思想中已早有此一面向，他日后专宗今文，并非突发事件。此说以房德邻为代表。他也将《教学通义》与康、廖之间的学术公案联系起来考察，而着眼点与结论与上述见解大相径庭。他认为：“康有为在晤见廖平以前已有某些今文经学观点，见到廖平以后，受廖影响，完全转向今文。”“廖对康的影响主要是在安徽会馆长时间的‘谈论’，即‘辟刘之议’。”而所谓廖平有《辟刘篇》和《知圣篇》交给康有为等说法均为不实之辞。[12]与房氏见解比较接近而从此方向走得更远的是丁亚杰，他认为：“《教学通义》作于光绪12年（1886），从本文所析述诸观点，康有为此时以今学为主，但又徘徊于今古之间，廖平尊今抑古，导引康有为完全以今学为主，康有为深讳其事，可能就在此。《教学通义》已略具日后思想规模，以康有为抄袭廖平，未免过甚其言。《教学通义》作于29岁，也符合康有为所说乙酉之年（光绪11年，1885）而学大定，不复有进之言。”[13]

上述研究对我们了解《教学通义》的旨趣和经学取向颇有推进之功，但也颇有值得深入探讨之处。《教学通义》“尊周公、崇《周礼》”是比较明显的事实，但是如何处理这一部分的内容与“孔子改制”之类的内容的关系呢？说《教学通义》“前宗刘歆，后斥刘歆”，“必非同时所撰”，“可能是见廖平《今古学考》后曾加修改”，这是作者本人都不能不承认的“逻辑推论”，[14]并没有坚强的证据；而“春秋第十一”一节中为什么会有“孔子改制”一段，正是需要解释的问题，恐怕不是将其从文中剔除出去这样一劳永逸的方式处理得了的吧。比康有为的心术更有必要反思的应该还有持论者所持的判断尺度，这种评价标准有可能恰恰来自今文经学家廖平、康有为的门户之见，这当然是草《教学通义》时的康有为没法梦见的。针对那些专注于廖平研究而习惯将康氏见解归到廖平名下的学者的论证方法，房氏的研究不啻是一副清醒剂，但是“今文经学观点”在《教学通义》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呢？它的分量已到了像丁氏所说的“以今学为主”的地步了吗？它与专攻古文时的思想界限在哪里呢？它又如何与“尊周公、崇《周礼》”的思想协调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