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为激进的思想家之一，他坚定地主张中国不仅应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追求富强，而且应该采纳西方的，建立议院制度，以便解决中国“君民相隔”而无法沟通的困难。为此，郑观应曾无情地批评那些“自命正人者”，指责这些人“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郑观应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认清当前的世界大势，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广译西书，广设书院，将西方“萃数国之人材，穷百年之智力，掷亿万之资财”而筑就的全套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使人人皆得而学之，那么，“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于自域也。”[②]基于此种认识，郑观应竭力赞成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以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③]惟恐人们对西学的重视稍有忽视。

    由重视西学进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儒家精神，是那个时代思想家的一般路数，龚自珍、冯桂芬、王韬等人莫不如此，而郑观应则不然。他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神内在缺陷的同时，也是比较早的看到了儒家文化假如能够通过“近代化”的适当转化，就有为我所用的现代价值。因此，郑观应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总希望回到“圣之经”上。那么，郑观应概念中的“圣之经”究竟是什么呢？

“圣之经”与“圣之权”

    郑观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他虽然在其生命的早期受到过一些传统文化的熏染，然而从已有的文献记载看，他的成长经历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过程，他读过西文，长期工作在西化程度最高的上海，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就有深刻的理解，他念念不忘的也是中国如何步趋西方走上发达的道路，按理说，他不应该那样看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神，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坚定的批判者，而事实却是他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在走向西方的时候，不应该、也不可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他在其名著《盛世危言》的《自序》中明确指出，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经”与“权”两个字，“经”是“安常”之本，“权”是“应变”之方，二者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他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安常，无权何以应变？”[④]

    在郑观应看来，中国既然被迫走向近代，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西方，要作出某些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便圣人复出，也会遵循“穷则通，通则变”等因时而变的原则，也会作出向西方学习的选择。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只是学习西方的优点，既不会使中国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更不会将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就是郑观应强调“圣之权”的要点。

    至于郑观应之所以强调“圣之经”，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虽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更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的方面、所有的时间里都落后于西方。他指出，“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⑤]正是遵循一物不知而以为耻的儒家故训，近代中国人在见贤思齐的时候才反省自己的文化，觉得有必要去学习西方。这就是儒家精神中权变思想的具体运用。然而，说到文化的根本，说到中国之所以立国的依据，郑观应更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性，强调中国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当然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这一观念在其专门为《盛世危言》一书所作的“总纲”《道器》篇中有最为精到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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