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言：这是我的已发表的两篇文章的联络性小节文字，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思考，即将与此两小文一并收入由桑兵等先生主编的关于近代学术流派的书中。草此“导言”时本着“点到为止”的原则，故文约注简（尽可能不出注），力求平实。粗率不当之处，谨请前辈与学友不吝赐教。   2005年9月19日

1、导言

 晚清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处理此议题至少有互相关联的两重麻烦，一是清人所析之今古文之分是否有当于汉人之实际，这是一个问题；二是清人出主入奴的门户之见，至今影响学者对此议题的看法，尤其在判分今古文经学派的标准上引申失当，致使治丝而棼，这是又一个问题。

这一节还无法提供有关晚清经学今古文之争的系统研究，但从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人物康有为、章太炎经学立场的建立过程，或可以让我们略窥晚清今古文经学争议的若干面向。

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前后转折，一般被描述为从早年到晚年的古今文之争。这主要基于对如下事实的分析：《教学通义》所表述的尊周公、崇周礼的思想，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所确立的专宗今文、全面排击古文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康有为早年的经学观念实本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诸说所表达的经世思想，而这是今文家与古文家都可以接受的见解。所以就像清代经学的发展有这么种趋势：“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1]，就个人康有为而言，其宗派意识也是后起的。大体来说，康氏治经，历经“记诵之学”、分辨今古文而今古兼采并用、专宗今文而全面攻击古文几个阶段。早年对周公的尊崇接受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他也开始受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而对“孔子改制”有一定的理解。“通变宜民”的“变政”的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但是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对腐败现实政治的经学反思以及向最高当局露布变革主张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由于时局的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康氏经学研究的特点既然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所以“经世”观念是理解他的经学思想发展演变的一把钥匙。

如果我们不能切实把握“康学”的经世精神，很容易品评失当。

作为一个今文经学家，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恢复了西汉公羊学“通经致用”的精神，“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鼓动天下之士干预世运。梁启超揭示由康氏发起的“今文动”的特点，说是“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2]那完全不是什么偏私之论。章太炎晚年在盘点清代学术系统时说：“至于康有为以《公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学问也。”[3]章氏也已能平心指出论敌康有为“以《公羊》应用”的精神，尽管我们似不能取其过于偏狭的“学问”观而将康氏的经学排除在“学术”之外。

事实上，正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使今文经学在晚清声名雀起、毁誉纷至。廖平与康有为之间关于《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著作权”争议，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梁启超的交代，学者很难否认康有为在确立今文经学立场的过程中深受廖平的启发，但是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毕竟主要是由康有为一派将某种地方性的知识考辨提升为一种全国性的话语实践。过分胶着于抄袭与否的公案而又过度推延，也许会带来不少麻烦。如果《新学伪经考》的“著作权”如此成问题以致不能收入康氏著作集，然则此书能不能列入诸如《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也就很棘手；如果再加上象《教学通义》这样更早的著作就已抄袭过廖平的《今古学考》，那么这位剽窃成性的妄人，并没有多少真知卓见，冒着弄不好就要被砍头的危险，竟能迷惑那么多人，掀动改革运动维新风潮。光是偷，就偷得来这样的历史效应么？基于某种特定的也许很当代的学术观念，用章句小儒的尺度来衡量像康有为那样有抱负有野心有经济之志的儒生，是否合适呢？与今日极少数无视学术规范潜心炮制伪劣产品来评职称当教授的学者比较起来，康有为恐怕还有不少貌同心异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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