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拜上帝教直接影响着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而对其整个军政制度和社会生活产生作用。其中，“上帝”观念的影响尤为显著。

　　“God”一词，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原译为“天主”，迨至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始译为“上帝”。拜上帝教的“上帝”观念源于基督教新教。在金田起义（1851）爆发之前，计有两部《圣经》中文全译本问世。一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1823年本——《神天圣书》（Holy Bible），一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1847年本——《旧遗诏圣书》（Old Testament）、《救世主耶稣新遗诏圣书》（New Testament）。马礼逊译本将“God”译为“神主”，郭士立译本则译为“上帝”。美国学者濮友真据此推断拜上帝教的“上帝”一词系源于郭士立译本。(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952，P．55。)考太平文献中，“上帝”一词早在洪秀全1845年所作的七言诗《原道救世歌》中即已出现，该诗计10次提及“上帝”一词，另偶称为“天”、“天帝”或“天父上帝”。(《原道救世歌》，载《太平天国印书》，第10一14页。)显然，濮友真的推论不能成立。按：在1845年以前，洪秀全尚未阅读过新、旧约《圣经》，他仅有的基督教知识来自其早年所获的基督教传教书籍《劝世良言》一书。该书的作者叫梁发，近代中国第一位华籍基督教新教牧师。《劝世良言》一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引证《圣经》故事，所据即马礼逊译本。关于“God”一词，梁发除沿用“神主”一词外，还将“神主”与中国先秦典籍中的“上帝”观念相附会，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独创了许多词汇，以致《劝世良言》一书关于“God”一词的称谓竟达23种之多。据粗略统计，使用最频繁的是“神天上帝”（379次）、“神”（245次）、“神爷火华”（111次）、“神天”（71次）、“神父”（34次）、“天父”（24次）等词，“上帝”一词也直接出现了2次。(最早试图将“God”与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一词同化的，是明末来华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并非梁氏首创。)

　　洪秀全自幼熟读儒家经籍，他将“神天上帝”径自理解为“上帝”是极自然的。于是，《劝世良言》的“神天上帝”便成了洪秀全《原道救世歌》中“上帝”一词的滥觞。迨至1847年春，他抵广州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第一次读到新、旧约《圣经》。罗孝全曾在香港做过郭士立的传教助手。濮友真断言洪秀全在罗孝所读《圣经》即郭士立译本。(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P．44。)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郭士立译本中的“上帝”一词无疑更使他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

一

　　中国的“上帝”观念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的商朝。当时，随着地上王权的出现，人们幻想天上也存在着一个至上神，即“帝”或“上帝”，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作“天”或“皇上帝”(冯友兰认为：在中国文字中，“天”这个名称至少有5种意义，“上帝”是其一。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从遗留下来的甲骨卜辞分析，“上帝”被理解为能够主宰一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情，其号令即“天命”。待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出笼后，历代封建帝王俱自称为“真命天子”，宣扬君权神授，“天”遂成了皇权的象征。在封建社会，凡与天有关的一切事务均由皇室独擅，诸如祭天、制订历法等，凡僭越者则被视为犯上作乱。

　　因此，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相比，中国传统的“上帝”既无创世作用，也不具备基督教一神教的宗教排他性。梁发为了避免因传播基督教而被人斥为“从番”，遂在《劝世良言》中引经据典，硬把这两个不相关的概念揉合在一起。洪秀全吸收了梁发这一思想，并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相联系，从而产生了革新社会的思想。他在《原道救世歌》中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其时狂者崇上帝，诸侯士庶亦皆然。试辟人间子事父，贤否俱循内则篇。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东。”(《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印书》，第10页。按，太平天国改“王”为“狂”。)在同年所作的《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洪秀全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认为既然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都是其子女，那么，为什么惟独君王才有敬天的权利呢？本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那么，又为何人世间存在“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呢？洪秀全憎恨其时“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现象，憧憬建立一个“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以上均见《原道醒世训》，载《太平天国印书》，第14—16页。)的社会。迨至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洪秀全即旨准颁行了《天朝田亩制度》，表达了建立一个公平正直、天下大同社会的理想。该书厘定了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社会组织以及礼俗、教育、选举、黜陟等制度，规定“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声明将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以上见《天朝田亩制度》，载《太平天国印书》，第409—413页。)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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