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
一 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1,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辩,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2,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一、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三、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二 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缘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 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梁、赵、陈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3。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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